中大是由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以孙中山之名命名，自1924年2月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与众不同的使命与历史印记。

　　1923年12月21日，正值国共合作酝酿推进的关键时期，孙中山站在怀士堂的讲台上，面对满座青年学子发出期许：“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勉励青年救国救民、主动扛起富强国家的责任。

　　时隔不到半年，黄花岗纪念会在怀士堂前草坪举行，孙中山再次向青年学生殷殷嘱托：“爱惜光阴，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号召大家要像七十二烈士般，为国家与社会的光明未来“牺牲生命亦所不惜”。

　　中大历史系(珠海)教授曹天忠指出，彼时孙中山正经历晚年思想的重要转向，从过去依赖军阀、寄望帝国主义的旧路径，转而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经验与革命理论，全力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新路。而这两次在怀士堂的演讲，正是孙中山先生教育观念的“根本性变革”：跳出旧时代看重“个人功利”的局限，倡导家国存亡之际的“集体大义”，将对民族振兴的深切期望、对救国救民的迫切决心，尽数倾注到对青年的期许之中，也流露出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焦虑与推动变革的坚定决心。

　　烽火岁月里，这所承载着中山先生嘱托的高校彰显出不屈的峥嵘底色。

　　1925年6月23日，国立广东大学(中大原名，1925年更名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师生约十余万人参加“对沪案之示威巡行”，岭南大学学生队行至沙面租界遭英国军警野蛮射击，造成震惊全国的“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广东大学校长邹鲁第一时间发表宣言，揭露真相，声讨暴行。1927年6月6日，济南惨案爆发后，中大公开发出《国立中山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工人为日本政府出兵北方向日本国民宣言》，捍卫国家主权。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逐渐加剧，中大的抗日活动也随之进入新阶段。300余名中大学子主动北上请愿，部分学子留在上海前线投身抗日战斗。1933年至1935年间，学校直接围绕抗日救亡主题举办的演讲、会议多达百余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学校组建的战地服务团奔赴海内外各地，筹集各种战备物质，慰问前线抗日将士。

　　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大冒着日机长达一年多轰炸危险，坚守岭南故土，直至1938年广州沦陷，才被迫迁移云南澄江。1940年，中大又率先回迁粤北，师生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战火废墟上重建校园、恢复教学。

　　历经百年风雨，这份沉甸甸的教育报国、“做大事重于做大官”信念，早已融入中大的血脉，化作日常。

　　中大校友、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曾留意到一个细节：每逢学校举办纪念活动，书记、校长介绍嘉宾时，总会将他这种无行政级别的学者置于前列，让他深受触动。他认为，中大正是一所把“做大事”看得比“做大官”更重要的大学。

　　中大2025级人工智能学院本科新生石彦伟，报考中大前便被学校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气息所吸引。“‘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句话是对青年价值坐标的精准校准。”他希望毕业后能投身国防领域，将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百年过去，怀士堂依旧风骨凛然，在新时代见证新的中大崭新故事。

　　2003年12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怀士堂发表演讲；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中山大学，在怀士堂前驻足合影；2024年4月，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带领台湾青年到访中大，两岸青年齐聚怀士堂开展交流。

　　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山大学的发展版图也在不断拓展，目前形成了三校区五校园互相支撑、错位发展的新格局。

　　其中，广州校区厚植文理医传统优势，珠海校区深耕深空深海前沿领域，深圳校区主攻新工科新医科创新。三城三校区协同联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沃土上撑起一片创新策源的新天地：引力波探测“天琴计划”稳步推进，珠海凤凰山顶的激光测距台站日夜凝望深空；“中山大学极地号”科考船成功完成中国高校首次北冰洋科考……当代中大人，正以行动续写着与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新篇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