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 题：从1895到1945，国人“复台”理念如何演变？

　　——专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忠纯

　　作者 李百加

　　自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始起，两岸同胞便秉持“复台”理念，持续推动民族意识的觉醒、深化与实践，最终汇聚成追求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和复兴的时代洪流。1945年的台湾光复并非历史偶然，而是这场跨越海峡、绵延半个世纪的集体思想探索与抗争实践的必然顶点。

　　50年间，国人“复台”理念是如何从朴素的“失地”情怀，发展为系统的革命主张，最终转化为坚实的历史事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忠纯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甲午战前，国人对于台湾有怎样的认知？刘铭传等清末官员曾为台湾建设带来哪些成果？

　　陈忠纯：台湾孤悬东海，曾被视为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边地。但在1874年日军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侵台后，清廷意识到台湾在东南海防中的门户地位，自此在沈葆桢等人的建言下全面调整治台政策。

　　1885年中法战争后，清廷正式在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以“强台固防”为核心，全力推动台湾早期现代化建设：增建炮台，购置洋炮；修建铁路、开通电报；创办工矿企业、推进“开山抚番”……台湾成为清朝版图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近代史中，相对于当时版图内其他地区，台湾为何更频繁地出现在国人救国与复兴的论述中？

　　陈忠纯：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蒋廷黻在论及晚清以来日本侵华活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时，也指出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启自台湾割让。

　　甲午战败后，听闻《马关条约》割台消息，台湾绅民率先掀起反割台运动，或请台抚代奏清廷，或由台湾举人联名上书，与在京官员、各省举人形成拒和谏诤浪潮。《申报》记到，“乃台人共怀愤激，不甘让于倭人。”光绪帝得知舆论反应，也叹言，“台(湾)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拒约失败后，台湾官民自发开启武装斗争，以“台存与存，台亡与亡”的决心寸土必争。战事虽限于台湾一岛，但举国上下都牵挂局势进展。

　　台湾之所以在近代救国与复兴论述中频繁出现、备受重视，就现实而言，源于台湾同胞遭受殖民苦难，深刻刺激国人救亡意识。就历史而言，台湾曾因郑成功驱逐荷兰的历史成为抵御外敌入侵的典范，却在甲午战争后成为国土沦丧的标志。

　　因此，在晚清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外来威胁中，“失台”带来的危机意识最为强烈，成为后续社会变革的重要推手。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在吸收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以强化和整合国人的国族意识。其间，改良与革命思潮往复激荡，台湾成为各方势力激发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

　　辛亥革命后，台湾割让被视为近代国耻、反复提及。可见台湾问题已成为关乎民族尊严、激发救亡意识、反思现实政权的核心议题。

　　中新社记者：从晚清到一战，再到全面抗战与台湾光复，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与政治语境，如何影响“复台”理念的发展演变？

　　陈忠纯：国人“复台”理念的演变与近代中国革命思潮紧密相连。

　　晚清至一战前，“复台”多是一种情感象征。国人用“故土”“遗民”等朴素的民族情感看待台湾，却因晚清政权腐朽、救亡路径模糊，未能提出收复台湾的切实方案。

　　一战后，列宁“民族自决”思潮传入中国，成为“复台”的首个思想转折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将台湾人民纳入“被压迫民族”范畴，要求调查其生活状况以制定针对性革命策略。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推动“复台”从理论走向行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协助下改造“民族主义”，首次将“反帝”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革命目标。两岸革命者由此实现汇流，明确提出了“取消马关条约，收回台湾”的口号，正式将台湾解放纳入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第二次国共合作则为“复台”创造了最终契机。在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影响下，台湾革命者提出，“作为中华民族之一群而要求返归中国”。

　　抗战期间，美国一度鼓吹“台湾国际共管论”，引发强烈反对。孙科代表国民政府严正声明台湾“本为中国领土”。《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媒体从国际法与公理角度系统驳斥美方，指出台湾回归是清算侵略、恢复主权的正义之举。国共两党达成一致，坚决斗争，最终美方让步。

　　1943年，《开罗宣言》正式确认台湾归还中国，“复台”终从理念变为法理事实。

　　中新社记者：两岸革命者是如何彼此呼应、形成共同的民族解放叙事？

　　陈忠纯：台湾的命运始终与大陆革命的命运相统一。两岸革命者在共同的民族解放叙事下，形成了紧密的呼应与汇流。从孙中山派人赴台建立兴中会分会，到蒋渭水、杜聪明等台湾志士投身同盟会，再到“苗栗事件”等抗日武装的爆发，革命火种跨海相传，彼此激荡。

　　一战后，大陆知识分子如李大钊等明确主张，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留日的台湾青年组成“台湾新民会”，创办机关刊物《台湾青年》，呼吁与祖国同志并肩奋斗。而在大陆，仅在1922年至1926年间，就有10个台湾民族抗日团体成立。革命青年深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唯有祖国革命成功，台湾的解放才有可能。

　　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两岸革命互动的第一次高峰。李友邦等台湾志士奔赴广州，投身国民革命洪流。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下，李友邦、谢南光等整合大陆的台湾革命团体，提出“台湾民族解放运动既然是中华民族抗战建国运动的一个环节，我们就该加紧扩大一切革命力量，参加祖国的抗战。”

　　1941年，陈诚在《台湾先锋》中肯定台湾同胞在抗日中的卓越贡献，指出台湾同胞“不但有革命的组织，还有几十次为革命而流血的行动......祖国抗战能持久至四个年头，并能把握最后胜利，台湾同胞的贡献也是一个伟大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重新梳理1895年至1945年台湾自割让至光复的历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陈忠纯：这段由国耻走向光复的历史，揭示“复台”始终是近代中华民族争取完全独立、走向复兴的重要命题。它使两岸同胞深刻认识到，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台湾解放是中华民族独立的必要条件，“复台”的实现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直接相关。

　　这段历史亦证明，台湾自始至终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与民心所向。这为抵制分裂言论和外部干涉提供了坚实的史实与法理基础。

　　这段历史同样昭示，团结则强，分裂则弱，提醒我们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坚持民族大义、促进团结统一，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

　　受访者简介：

　　陈忠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兼《台湾研究集刊》副主编，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两岸关系协创中心成员等。多次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日本爱知大学等海外相关机构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曾在《近代史研究》《台湾史研究》(台北)《中共党史研究》《开放时代》《台湾研究集刊》《台湾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30多篇论文，出版专著2部。曾主持及参与数个国家及教育部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