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子愚 实习生 赵睿佳

　　7月27日不到8时半，上海的气温接近30℃。方莹已经站在人头攒动的医院门诊大厅。

　　对一个陪诊员来说，这个时间算晚的。更多时候，她会在8时开诊前到场，在患者抵达前，把取号机、收费窗口、诊室、检验室、离诊室最近的厕所位置默默记下来，在脑中画出一张路线图。

　　她在双肩包里备了两份干粮和瓶装水，一份给自己，一份给患者。“有些患者可能被要求空腹抽血，也有一些会候诊到午后。”

　　5年前，陪诊这个新兴“职业”还是一个需要在“跑腿”和“黄牛”之间反复澄清的身份。5年来，有些事情变了。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服务业扩能提质写进战略重点，服务消费第一次排在了商品前面。上海已把生活性服务业定位为“增长新引擎”。2026年7月1日，上海面向6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正式施行。

　　如今，方莹拿到了人社部的培训证书，月收入最高时超过2万元。回顾这几年的成长与市场冲刷，方莹说：“陪诊员，远不止‘陪’这么简单。”

　　全职妈妈成正规军

　　7月27日9时不到，患者还没到。由于预约的号靠后，要临近中午才能面诊。方莹从包里拿出一沓打印材料。今天她要陪诊的是一位有跨国就医经历的肿瘤患者，从2020年至今，攒下了厚厚的全英文医学报告。前一天下午，方莹用翻译软件翻译了专业词汇，从密密麻麻的英文病历中，整理出一份工整的就诊治疗时间表。趁这会儿，她想再核查一次。

　　“几分钟的面诊里，医生根本不可能看几百页材料。我必须帮患者把手术史、用药史、不耐受反应和近期的多发病灶梳理出来。”方莹说。患者和家属虽久病成“医”，但难免有疏漏。陪诊员要能够在家属和医生沟通时随时补位。

　　入行陪诊员之前，方莹在体制内工作，后为照顾住院的丈夫离职。丈夫病愈后，她做了7年全职妈妈。孩子长大后，近40岁的方莹想重返职场，投递简历后收到的多是临时工或家政类岗位的资讯。方莹不甘于纯体力或无保障的工作，渴望一份能更多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

　　除了丈夫以外，方莹的姐姐、婆婆都有住院经历，都是方莹陪诊陪床。她深刻体会到老年人及异地患者就医的难处。

　　2025年1月，上海市民政局、市卫健委联合印发《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在浦东、黄浦等9个区相继试点。2025年6月底，首批1203名陪诊师顺利完成培训并持证上岗，成为陪诊服务领域的“正规军”。同年5月，全国首部《老年陪诊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发布，明确了陪诊师资质、服务流程、隐私保护等要求。

　　今年初，方莹获得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颁发的“医疗陪诊顾问”培训证书。小到为患者取号、陪同候诊、交钱拿药，大到跨城市问诊、与医生沟通、代办问诊，几乎包揽了病人看病前中后的各项工作。

　　为积累实战经验，她跑到上海一些大医院门口，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义务陪诊。有人有戒心，但更多人觉得方莹帮了大忙，也因此了解到陪诊员这个职业。方莹不断积累经验，将此转化为专业服务流程。从年初持证至今，她接了100多单，月收入最高时超过2万元。

　　“陪”只是最基础的一层

　　病人家属来了。方莹看了一眼，病人没来。家属在离家前一刻决定不带状态不稳定的病人来面诊。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方莹和家属重新沟通了病人的病情，提示家属要挑重点内容与医生沟通。

　　“陪诊员工作也分不同层次。”方莹说。最基础的是“陪”，接送老人，熟悉医院布局，规划缴费、检查、取药的最优路径，减少无效奔波。再多做一点，是“临时家人”，给那些独居老人、异地患者，或是举目无亲的年轻打工人提供情绪价值。

　　但“陪诊员远不止‘陪’这么简单”。方莹说，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不逾越“不可提供医学诊断”的红线之下，为复杂的案例提供诊前咨询、就诊规划和诊后小结，让病患知道挂什么科室、挂哪个医生、如何与医生高效沟通。

　　不久前，方莹接到一份特殊的陪诊单。病人家属要求她先到上海静安某医院挂急诊号，并协助完成异地就医备案，待病人从外省转诊抵达后陪诊。

　　老人、急诊、异地、转诊，发现这些关键词叠加在一起，方莹拨通了对方的电话。电话那头，家属明显乱了方寸，说话间歇发来用手机拍的CT胶片，反光且模糊。原来，对方的父亲在数小时前突发脑梗，左侧肢体出现活动障碍，家属提出要“打飞的”或叫跨省救护车将老人从外省送往上海。

　　“冷静一下，先听我说。”方莹为家属分析，“第一，病患脑梗处于不稳定期，路途颠簸极易发生二次出血，救护车未必会接跨省单，你们有没有紧急情况的预案？第二，自行转运费用要几千元，你们能接受吗？第三，上海这家医院床位紧张，你们大费周折过来，大概率先要在急诊观察室躺着，病人反而要承担巨大风险。”

　　她还指出，家属拍的模糊照片毫无用处。她给出更具建设性的方案：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绑定老人的身份信息，等当地的CT和血管造影报告出来后，直接将报告链接或电子版发给她。由她拿着电脑和整理好的病史、报告，针对性问诊。

　　一通十分钟的电话，瞬间缓解了千里之外一大家人的焦虑和无助。

　　行业洗牌

　　陪诊在几年发展中，不光职业内涵有了深化，整个行业也在经历市场筛选。

　　2019年，吕恒入行时，主要通过二手交易平台接单，获得不少好评。可在2024年前后，吕恒突然发现，行业迎来爆发性的发展，拥入了一大批人。

　　自媒体博主鼓吹“陪诊师考证训练营”的广告变多了，大批全职妈妈、灵活就业人员拥入陪诊员赛道。那段时间里，陪诊行业曾上演过惨烈的价格战。“一开始半天收费两三百元，后来有人‘卷’到几十元，甚至有人连异地就医备案这种常识都不懂就敢接单。客户上了一次当，就不再信任陪诊员了。这对整个陪诊行业都不好。”吕恒说。

　　野蛮生长的代价是触目惊心的。北京三中院曾披露一则案例：一名陪诊员弄丢了癌症患者的26片病理切片，被判赔偿2.2万元。上海闵行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以“陪诊”之名倒卖号源，非法牟利高达650万元。部分“陪诊师考证训练营”收取高额培训费后，学员接不到单，沦为“被割韭菜”的受害者。行业长期处于“三无”困境：无统一规范、无从业门槛、无监管依据。

　　在吕恒的感知里，这场“失控”持续时间不长，但加速了行业的洗牌。低质跑腿从业者被淘汰，抱着“捞快钱”心态的中介机构“开了又关”。行业从“人人可做”向“专业者生存”过渡。

　　2022年，张霞创立了陪诊医家，这是一家扎根于临港片区的陪诊服务机构。张霞感觉，2025年，陪诊员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平台上的自费订单量不断增长。光是在临港片区，“我们的系统平均每天要处理二三十个订单，一个月将近一千单。”主要客户群体是独居或孤寡老人、异地就医者，以及无人陪同的年轻人——比如独自去做胃肠镜的上班族。

　　有趣的是，很多订单是子女替老人代下的，会特别嘱咐陪诊员“就说是我朋友”，以免老人因为心疼钱而拒绝服务。最近一年多，正规机构和陪诊员通过进社区等方式触达老人。张霞发现，老人们渐渐接受为服务付费，自己下单的陪诊单也多起来了。

　　合规与违规的边缘

　　7月27日下午，方莹正在咖啡馆里处理订单，接到一个“回头单”：此前的一位客户要求方莹立即去医院代为修改诊疗方案。

　　下午4时多，方莹抵达徐汇某医院。医生的电脑里能够调出记录，但为了赶上介入治疗时间，需要方莹代挂一个大病科，再转到负责治疗的介入科改方案。然而，患者因无法在短时间内再次办理自费卡，无法重新挂号。最终只能次日自己来面诊修改。

　　这个并不复杂的答案，是方莹在1个多小时内，来回走了3次相距200多米的不同楼栋，因电梯拥挤步行上下4楼4次，不下10次辗转大病科、介入科、候诊台和挂号处问来的。

　　不久前的另一件事让她陷入更深的自省。她为一位老年患者陪诊后，对方提出要挂某知名专家的号，而这个专家号源极其紧张。方莹辗转拜托朋友为老人原价加到了专家号，未收取额外费用。然而，就在就诊前一天，患者家属因行程变动未经协商直接取消了预约。方莹不仅白忙一场，还因爽约影响了与朋友的关系。

　　事后方莹自省：作为陪诊员，动用私人关系为病人加号是否正确？她的初心是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然而加号显然超出了职能，不仅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也挤压了其他人的利益。这样合情不合理的情况，是否被允许？

　　还有一次，病患可能需要面临一次外科手术，但他本人更希望保守治疗，而他挂的专家却是以手术闻名，更适合保守治疗的则是同科室另一位专家。方莹面临抉择：若分享经验，万一就诊结果出现偏差，会不会被指“医托”？而如果不说，似乎又没有尽到陪诊员的义务。

　　超范围的安慰、非正式的资源链接、基于经验的个性化建议……这些行为游走在合规与违规的边缘，却往往是服务温度的一部分。完全取缔，可能让陪诊服务变得机械冰冷；放任自流，又会损害公平与安全。

　　系统的补位者

　　更进一步看，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医疗制度与患者真实需求之间难以覆盖或还来不及覆盖的缺口。而陪诊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些不足。

　　比如，一些专家设立高企的挂号费作为门槛，但一些病患或其家属盲目挂号，却没有准备好相应的检查报告。面诊时，专家只能给患者开最基础的检查，这对医患双方都是资源浪费。

　　不少医院配备了志愿者和护士提供咨询，然而他们无法精准地给每一位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一些医院构建了智慧就医新模式，但对老年人和异地就医患者等人群不太友好。

　　“很多外地老人来看病，基本‘零沟通’。”方莹说。一对老两口从外地来就诊风湿免疫科，好不容易挂到598元的专家号，但因为口音重又听不懂医生说的专有名词，进去两分钟就一头雾水地退了出来。他们没做异地就医备案，没有提前准备好检查报告。医生开了一堆检查单，而他们却拿着纸在走廊里干着急。等到检查做完了，结果还没出来，医生已经结束坐诊。

　　眼瞅着老人无功而返，家属找到了方莹。方莹接手后，远程指导家属完成备案，并挂上了第二天另一位专家的号。第二天，方莹把老人的病历整理好向医生咨询，医生为老人微调了治疗方案。方莹还用粗记号笔把每种药的吃法、禁忌写在便签纸上，贴在药盒上，并把注意事项细致地告知了病人和家属。

　　张霞告诉记者，几年前陪诊还没有普及时，有些医生对陪诊员很反感，会厉声将其请出诊室。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一些医生看到方莹为老人整理的病历后表达了赞赏，主动邀请陪诊员一同沟通。“医生讲的我都听得懂，可以把话翻译给他们听，沟通效率很高。”方莹说。

　　外人很难想象，同一个城市里，“去医院看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打开方式。不同的医院使用不同系统的挂号机器，界面、操作各异；有的医院要先选院区再选科室，有的则反过来；有的机器支持直接使用医保卡，有的必须先在窗口做关联；有的挂号即排队，有的要到诊室前签到再排队；叫号屏幕有的在候诊区正前方，有的藏在拐角立柱上，方莹常看到有人站在那里仰着头找半天。

　　“我每接一个新医院的单子，都要提前去踩点。”方莹说，“哪栋楼几层是什么科，抽血和拍片是不是在同一层，报告是自助打印还是窗口领取，线上能不能查……这些你只能自己去跑一遍，记下来。”

　　目前部分医疗机构间的检查检验结果已经可以互认。但没有统一的电子病历调阅平台，没有跨院的影像互通接口，患者需要自己带着胶片、链接，甚至刻录的光盘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

　　在这个不完美的系统里，陪诊员是窥见问题的人，也是在尽力修补的人。

　　国标将至

　　当晚，结束工作的方莹回到家中，整理一天的诊后小结。

　　下午找她去医院代为修改方案的病患发来信息，以“事情没有办妥”为由，将原本约好的150元服务费扣掉了50元。方莹感到无奈。现实中，一些病患能接受几千元的药费，却觉得150元的陪诊费“贵得离谱”。

　　这背后，是社会对这一职业劳动付出的不理解。

　　“相伴医路”的负责人汤小兵发现，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陪诊相关内容“无法被宣传”——一旦发布相关内容，账号极易被封禁。张霞理解平台可能为了合规“一刀切”屏蔽涉“医”“药”“械”关键词，“因为没法辨别发内容的是正规军还是黄牛。”目前她的机构还是主要依靠搜索引擎优化和病友群推广，效果有限。

　　这个行业正等待着一次真正的身份正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了国内首份陪诊行业国家级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张霞所在机构正是参与起草这份国标的单位之一。她相信随着国家标准的落地，有资质的公司和个人将能够合规、大方地进行宣传。“这也是我们参与国标起草的原因——想通过实际行动和国家标准来证明，陪诊员是真正想做实事、能为系统补位的专业服务人员。”

　　方莹将诊后小结发给了病患家属。因为认可方莹的服务，家属预订了下一次陪诊服务。

　　国标将至，方莹相信，陪诊能够找到一条通途。

　　(文中方莹、吕恒为化名) 【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