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欲成欢1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　　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摄

　　中新社北京8月13日电(记者 杜雅楠)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多为多民族国家和地区，民族事务治理是共性问题与难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伟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立法，为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贡献独具特色的新范式。

　　2026年7月1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法律核心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王伟表示，一些国家的民族建构之路，或消泯个性，或固化隔阂，难以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一些国家试图以单纯的权利保障回应认同诉求，结果事与愿违，非但未能消弭隔阂，反而强化了民族边界。

　　王伟分析，与之不同，中国的立法明确支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共同繁荣凝聚民族认同，将“人”作为民族事务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人本导向的逻辑，为纠偏西方治理模式中个体权利与群体认同相互割裂的矛盾，提供了替代性思路。

　　针对当前部分国家面临的社会分化困境，王伟认为，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秉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性”原则，为深陷身份政治泥潭的地区指明了出路，也突破了“文明冲突论”等排他性民族主义思维的局限。

　　当前民族冲突外溢效应日益凸显，王伟认为，中国此次立法的考量更具现实意义：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不可分割，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理念契合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国际安全架构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中国的治理智慧。

　　王伟认为，中国之所以能为全球民族事务治理提供借鉴，是因为在历史长河中探索出一条独特道路：以政治整合凝聚共识，以利益共生夯实根基，以文化相通滋养认同。这一路径将各民族间的差异转化为互补优势，汇聚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是成功经验制度化、法治化的结晶。(完) 【编辑: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