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 题：雪域巾帼六十年，如何从束缚走向绽放？

　　作者 索朗卓玛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为西藏藏族女性的命运带来了历史性转折。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西藏藏族女性从旧西藏的困顿境遇中挣脱出来，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取得了全方位发展。跨越一个甲子的变迁，不仅改写了千万西藏藏族女性的个体命运，更是西藏社会进步与人权事业发展的生动缩影，深刻印证了“发展权是最大人权”的内涵。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中，藏族女性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遭受着系统性的压迫与不公。在等级制度的桎梏下，她们的社会地位被严重贬低，基本权利被剥夺——既无参与社会管理的资格，也被完全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绝大多数人目不识丁。经济上，她们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成果的支配权，辛勤劳作却只能依附于领主，成为被随意支配的存在。同时，落后的宗教观念与民俗传统也对她们形成了双重禁锢，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不平等的规训，自我价值被严重忽视，长期在压抑中挣扎。

　　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为西藏藏族女性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西藏藏族女性在婚姻、生育、教育、职业等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主观认知也发生了积极变化。

　　政治领域，《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明确保障妇女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西藏自治区出席党的二十大代表、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女性占比分别为36.6%、28%和22.6%；出席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十二届自治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女性占比分别为32.4%、30.6%和28.1%；全部行政村(社区)均设置有女性“两委”委员，全区专兼职妇联工作人员达4万余名，实现了从“无权问政”到“参与治理”的跨越。

　　教育普及方面，旧西藏的妇女几乎全是文盲，和平解放后政府开展大规模扫盲教育，1985年实施的教育“三包”政策让农牧区女童入学率大幅提升，如今西藏各级各类学校女生占比达50%左右，高等教育中涌现出第一位女博士卓嘎、第一位女教授次仁央宗等，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职业发展上，西藏民主改革特别是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女性从“只能从事繁重劳动”转向广泛参与国民经济各领域。截至2024年底，全区女性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40.2%，事业单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占比44.5%，成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婚姻与健康领域，封建包办婚姻被废除，女性拥有自主择偶权，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旧俗基本消失。健康保障从“只能在牛羊棚生娃”发展为建立区地县三级妇幼保健网，孕产妇死亡率从和平解放初期的5000/10万降至38.63/10万，婴儿死亡率从430‰降至5.37‰，孕产妇住院分娩率提高到99.15%，妇女健康权与生存权得到根本保障。

　　在物质和客观条件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时，藏族女性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中，从“丈夫绝对主导”转向“夫妻协商决策”，大部分已婚女性表示“能参与家庭重大事务决定”。社会价值上，从“被动接受施舍”转向“主动创造价值”，女公务员、女企业家、女科研人员等群体普遍认为“自己是西藏发展的建设者”。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力源于三重支撑：一是制度保障，相关法规构建了性别平等的法律框架；二是教育赋能，“三包”政策等让女性通过知识掌握主动权；三是政策激励，妇联“巾帼脱贫行动”等培训让无数妇女掌握技能，实现经济独立。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藏族女性的进步是西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国人权事业的里程碑，深刻印证“发展权是最大人权”的内涵。从昔日的束缚到如今的绽放，从艰难求生到全面发展，从目不识丁到拥有高学历，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千万藏族女性的命运，更重塑了西藏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西藏藏族女性，正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的姿态，为西藏的稳定与发展注入强大“她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她们必将续写更多精彩篇章，让世界看到西藏发展的活力与人权进步的真实图景。(完)

　　作者简介：

　　索朗卓玛，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研究、西藏现实问题研究、藏传佛教女性研究和西方藏学研究等。参与完成《西藏文化史》等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多次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届会、边会，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译文、综述及文章。2024年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