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10月20日电 题：卓睿：真正的“中国学”研究，应是热腾腾的切身生活体验

　　中新社记者 李佳佳

　　当西方一些学者仍在传统框架下进行中国学研究时，美国作家、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编辑卓睿(Jacob Dreyer)却提出另一不同的研究路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近日在上海举办，卓睿在此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采访时表示，真正的“中国学”研究，不应是冷冰冰的远距离观察，而应是热腾腾的切身生活体验。

　　学科溯源：“中国学”就是“生活学”

　　在美国纽约大学学习过东亚研究的卓睿首先回顾了美国“中国学”的起源。他指出，美国“区域研究”或者说“亚洲研究”作为学科体系，其实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展起来的。

　　作为一名融入中国社会的学者，卓睿娶了中国太太，并育有两子，且计划在中国长期发展。他提出不应做“中国观察者”而应做“中国生活者”，“中国学”其实就是“生活学”的主张。这种从内部体验与从外部审视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区别。

　　他认为，“中国学”不同于社会学或经济学等具有固定理论体系的学科，其本质更接近于“生活之学”。如果从外部观察，更像是科学家在做实验；而生活在其中，“中国学”就是理解日常的学问。他表示，“我也需要理解自己生活和未来的方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良好教育，也在关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如何改变中国的未来。”

　　纠正偏差：构建理解中国的认知框架

　　基于长期生活体验，卓睿认为中国实际与其外部形象存在差异，“中国比外界对它的宣传更具活力且运作良好，令人印象深刻”。

　　据他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领导者普遍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习，不少擅长数学与科学，也更善于行动与执行；反观美国社会，则更长于辩论与表达，“中国擅长做事，美国擅长讨论”，这种差异导致外界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系统性偏差。

　　不过在卓睿看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充满变化的社会，至少在过去的20年，西方世界的许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未来。

　　他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问，正是因为缺少理解中国的认知框架，而将其简单地与苏联、日本乃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相类比。“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只把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作比较，而应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当我们试图研究中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

　　AI竞争：应用方向取决于社会目标

　　谈及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时，卓睿持不同观点。他认为，AI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其应用方向取决于社会目标，两国的使用明显不同。他说：“美国AI产业由风险投资驱动，而风险投资的目标就是投资回报；中国AI产业由政府或科研机构主导，其目标不限于利润，还包括解决扶贫、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

　　卓睿也对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推进机器人的应用进行过思考。近日参访位于上海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之后，他认为，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擅长使其能够迅速将新技术规模化并精细化应用。不过，他更关注的是由此引发的深层社会变革。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和生产力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当中国人变得富有时，他们会想做什么？”他认为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科学问题，期待能够催生出更丰富的答案。

　　文明互鉴：“接地气”地感知中国

　　对于未来如何推动东西方文明互鉴，以及年轻一代西方“中国学”学者的培养方向，卓睿给出了诚恳的建议：先是“尽可能多地来中国，花更多时间体验”，其次“最好别只待在上海或北京，而是选择其他更接地气的‘小地方’”。

　　他指出，对于外国学者而言，中国二三线城市的人们普遍友好，是建立人际关系的良好选择。

　　他还建议年轻学者至少在中国生活一到两年，“不仅要了解中国，更要学会如何在中国生活”。他强调，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在人生早期阶段深入体验中国，对于形成对中国全面、立体的认知至关重要。(完)

　　受访者简介：

　　卓睿(Jacob Dreyer)，常驻上海的作家，长期为《纽约时报》《自然》《NOEMA》等媒体撰稿，同时担任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帕尔格雷夫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