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法国在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整体性保护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张春彦：法国通过《风景名胜地保护法》《欧洲风景公约》等法律法规，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体系，以保障各级政府及部门在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协同合作。法国在法律条文的制定方面，明确地标注出本法规与其他相关法规之间的衔接关系，有效避免了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管理冲突。

　　在法国，大尺度规划的时间跨度常达数十年，并通过工作坊、公众论坛等开辟公共讨论的渠道。如此，规划就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过程，而成为整个社会都能参与其中的动态进程。这种具备长期性、整体性的规划机制，对中国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新社记者：中国传统文物保护智慧如何与西方现代保护理念形成互补？

　　张春彦：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文化整体观，其理念渗透于风水选址、方志编纂等多个领域。例如，古代城邑选址注重“依山傍水”，建筑布局讲究“负阴抱阳”，既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也融入精神信仰和审美追求。这种整体性思维在魏晋时期尤为显著。宗炳的“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谢灵运的“情用赏为美”等观点深刻体现了人与环境交融的哲思与审美。

　　魏晋文人将山、水、植物、建筑视为有机整体，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这种理念影响了后世园林艺术，如无锡寄畅园、北京颐和园等，均强调人工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编纂(如《华阳国志》)和地理文献(如《水经注》)开始系统记录地方风物，奠定了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一体认知的学术传统。

　　西方现代保护理念最初侧重于单体建筑的修复，直到20世纪后期才逐渐提出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等概念。如今，西方更强调自然与文化的融合，而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正为其提供新思路。例如，中国的风水理论被西方学者重新解读为一种古老的“生态规划学”，其关于环境适应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智慧，与现代生态保护理念不谋而合。另一方面，西方在遗产监测、材料技术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也可为中国提供支持。二者互补，有望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保护实践。

　　中新社记者：《晋祠建议书》将对中国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春彦：《晋祠建议书》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中国遗产保护从对文化遗产本体的“单一保护”走向对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系统保护”。在理念层面，它倡导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的整合，帮助从业者树立整体保护意识。在实践层面，它强调前期研究、多学科协作和公众参与，避免保护工作沦为“某一部门单方决策的产物”。此外，《晋祠建议书》还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了文化引领，有助于破解当前部门职责重叠、规划缺乏衔接等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提出通过教育、志愿者活动等方式引导年轻人参与，为遗产保护注入长效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