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2日电 据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严格公正司法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选取了10个涉企行政强制典型案例，将分两批发布，每批均包含2个行政强制措施、2个行政强制执行和1个非诉行政强制案例。

　　以上案例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一是涉及行政强制种类多样，既包括查封设施、扣押财物等行政强制措施，也包括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二是原告企业所涉行业多元，包括了绿化、通讯、旅游、能源、药品、装饰、文化传播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三是涉及行政管理领域广泛，涉诉行政机关既包括地方人民政府，也包括文化旅游、消防管理、市场监管、城乡建设、劳动保障、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四是所反映的法律问题值得关注，涉及行政主体资格、法定职权、执法依据、执法程序、信赖利益保护等方面法律适用标准的探索和完善。相关案例的发布，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通过监督、纠正违法行政强制行为，依法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坚强决心，有利于强化规范指导，进一步防止同类行政违法情形的发生。本次发布第一批5个案例。

　　一、某漂流有限公司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扣押财物及行政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某漂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漂流公司)于2004年开始在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经营漂流项目。2019年，该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区文体局)在执法活动中发现，某漂流公司经营的漂流项目应当按照《黑龙江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第8条第2款的规定在区文体局进行备案管理，但该公司未备案。2019年8月4日，区文体局扣押该公司的漂流船5只并制作了扣押清单，但直至2022年4月一直未予返还。该公司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区文体局赔偿扣押所导致的漂流船、码头等设施损失及停产停业损失。

　　(二)裁判结果

　　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黑龙江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并未规定对于经营主体未进行备案登记的情形，监管部门有权采取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且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4条、第25条规定，行政机关决定扣押，应当制作并当场交付扣押决定书和清单，且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本案中，区文体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制作并当场交付了扣押决定书，且自扣押漂流船后一直未予返还。故对于区文体局扣押漂流船的行为判决确认违法。关于行政赔偿问题，某漂流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因船只被扣押所导致的实际经营损失，人民法院结合该公司购买漂流船的价格单、每只漂流船的承载人数、该公司经营漂流的年收入等，考虑折旧因素，酌情判决确定相应赔偿额。该公司上诉后，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职责对经营主体实施监管，一方面要落实监管责任，实现监管全覆盖，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对于经营主体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监管部门开展执法活动应当做到有理有据，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本案中，某漂流公司未进行备案违法在先，区文体局可以依法对其作出处理，但该局在缺乏法律依据情形下采取扣押强制措施，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在判决确认扣押行为违法的同时，考虑到因长时间扣押导致财物严重贬值，若判决返还原物将难以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故直接判决行政机关赔偿企业经济损失，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活动、保障经营主体财产安全。

　　二、某新能源公司、包某诉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扣押财物及行政赔偿案

　　(一)基本案情

　　2023年6月15日，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监局)接温州海关缉私分局移交线索，派执法人员登上涉案船舶进行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该笔录记载，执法人员向船上人员询问船舶情况，船上人员不知道船舶所有人和承载油品所有权人，也无法提供船舶证书和油品合法来源证明等材料。区市监局依据《浙江省反走私综合治理规定》，以“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成品油”为由作出扣押决定，并当场扣押涉案船舶和船载油品。随后，船舶所有人包某赶到码头，向现场执法人员提交船舶所有权证书、油品买卖合同等材料复印件，但执法人员未接收。区市监局于同年6月25日发布无主财产认领公告，要求涉案船舶和成品油的权利人到该局主张权利并接受调查；并于6月28日以涉案船舶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进口成品油予以立案，后决定延长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因经调查没有发现违法行为，区市监局于同年8月25日销案，并将前述扣押船舶及船载油品交付包某。涉案油品所有权人某新能源公司、船舶所有人包某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区市监局的扣押行为违法并赔偿相应损失。

　　(二)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虽然区市监局上船检查时船员无法提供船舶证书和油品合法来源证明等材料，但随后赶来的船舶所有人包某向现场执法人员提交了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买卖合同、油品买卖合同、出库单等材料复印件，并解释相关原件保存在海事部门和某新能源公司处，可随后提供。区市监局无正当理由不接收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属于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导致未及时查清事实并解除扣押，构成程序违法。此外，该局在扣押涉案船舶后，未尽快通过合理途径查询船舶信息，而是直接作为无主财产予以公告，属于未尽调查义务的情形。因船舶在扣押期间必然遭受停运损失，一审判决确认扣押行为违法并判令区市监局赔偿包某船期损失24万元。区市监局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为达到维护正常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确有必要时可依法扣押，但扣押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并及时查清事实后妥善处理，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陈述权、申辩权是行政强制法赋予相对人的基本程序权利。本案中，虽然船上人员在接受执法调查时未能提供相关材料，但其后船舶所有人及时前来补充关键证明材料，属于正当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区市监局无正当理由拒不接收该证明材料，未能充分保障其程序性权利；且行政强制措施作为暂时性控制手段，不宜久扣不决。区市监局以“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成品油”为由作出扣押决定后，未及时履行法定调查义务，持续扣押的依据不充分，给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应予赔偿。

　　三、某绿化有限责任公司诉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案

　　(一)基本案情

　　某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绿化公司)于2014年通过竞拍获得利某海绵厂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并开展经营活动(转移登记手续未办结)。2022年1月，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组织实施锦州市绕城公路建设项目，涉案房屋位于征收范围之内。区政府于2022年3月、5月先后向利某海绵厂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和《限期拆除通知》，涉及由某绿化公司实际使用的多处房屋和关联构筑物，上述决定与通知后均被法院另案生效判决撤销。2022年6月10日，涉案房屋、关联构筑物被强制拆除。某绿化公司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虽然区政府不承认强制拆除行为由其实施，但涉案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实施拆除的其他行政机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综合《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限期拆除通知》等现有证据，可以确定区政府实施了涉案强制拆除行为，是本案适格被告。拆除行为没有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8条第1款的规定，一审判决确认区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区政府上诉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行政征收过程中的强制拆除行为，往往关系到被强制主体的重大利益。规制涉企行政强制行为，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财产，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在有的强制拆除案件中出现实施主体不明确等情形，既有行政机关“躲猫猫”导致被执行人“欲诉无门”，也有起诉人刻意拉高政府层级缠诉，还有法院计算起诉期限仅考虑强拆之日等问题，需要通过当事人举证、人民法院调查依法认定实施主体。对此，为防止程序空转，及时高效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正确确定强制拆除行政诉讼案件被告及起诉期限的批复》，明确了强拆主体不明时，人民法院可以以现有证据初步证明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起诉期限计算从起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为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等重要规则。本案中，针对区政府有关被告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人民法院结合司法解释规定和在案证据，确定了区政府系适格被告并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避免企业因维权无门而陷入经营困境，对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强制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

　　四、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诉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设施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通信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签订《业务代理协议》、《宽带驻地网共建项目合作协议》，约定某通信公司在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投资建设相关管线路由、设备及光缆等，并享有上述设备的所有权。2017年11月，贾里村集体土地被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纳入征收范围，由长安区王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王曲街道办)作为实施部门，具体负责征收安置工作。拆迁过程中，王曲街道办未经补偿程序，于同年11月底迳行拆除了某通信公司的上述设备。该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王曲街道办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无论是征收集体土地还是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均应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并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被征收人获得安置补偿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有关部门与被征收人就安置补偿达成一致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有关部门按照安置补偿协议履行义务；二是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按照补偿方案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并对补偿款进行支付或者专户存储等。本案中，王曲街道办并未就涉案通讯设备与某通信公司签订有效的补偿协议，而是在征收项目启动后迳行拆除了相关设备。王曲街道办的强制拆除行为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确认其强制拆除涉案通讯设施的行为违法。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家鼓励各类企业有序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部门在实施征收时，对土地、房屋与其他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在补偿对象方面，不仅要关注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村村民，还要关注在当地有实际投入的各类企业，尤其是公共服务企业，对其合法权益要依法依规给予平等保护。征收部门在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时，应当优先采用协商一致、自愿搬迁等柔性执法手段，引导相关企业配合征收工作，探索多元化安置补偿；与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应及时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切实解决补偿问题；如需启动强制执行应严格依法实施，不可无视法定程序，对企业和其他被执行人造成不法侵害。本案中，王曲街道办在未就涉案通讯设备与某通信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的情形下迳行拆除了该公司的相关设备，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保护了该公司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对行政强制领域违法行为的有力监督。

　　五、山西省襄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某装饰有限公司案

　　(一)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襄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接到某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装饰公司)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的反映，经调查后发现该公司拖欠金额85200元。2022年1月10日，县人社局向某装饰公司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限令其在收到决定书7日内结清工资。上述限定期满后，经县人社局、某装饰公司和农民工三方协商，某装饰公司于同年1月25日、26日在县人社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将所欠工资全部支付完毕。县人社局认为，因该公司此前存在逾期未能结清的情形，遂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第1款第3项有关“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属于罚款范围之规定，于同年1月2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该公司罚款2万元。某装饰公司在接到处罚决定后未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也未履行缴纳罚款义务。县人社局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处罚决定，包括上述2万元罚款和逾期不履行加处的罚款。

　　(二)裁判结果

　　襄汾县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某装饰公司虽未在县人社局作出的《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但在期限届满后几日内，且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前即已结清所拖欠的工资，属于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33条规定的应当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而县人社局针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规定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幅度，在明知企业已付清欠款的情况下仍作出“顶格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显失公平，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精神，损害了某装饰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61条规定的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对县人社局就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出的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申请，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

　　(三)典型意义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行为存在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的，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义务督促各类企业认真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农民工、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的劳动保障权益；但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善于运用法律法规赋予的各项监管手段，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实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本案中，县人社局责令某装饰公司改正欠薪违法行为，属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表现，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坚持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避免过罚不当给企业带来过重负担。而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未充分考量企业过错程度、实际履行情况与承受能力，导致与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以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精神不符。人民法院在查明某装饰公司已经结清拖欠工资的事实后，认为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故对县人社局的强制执行申请裁定不准予执行，对兼顾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编辑: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