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柯马凯：在什里店，这对外籍夫妇缘何被纪念？

　　中新社石家庄11月27日电 题：在什里店，这对外籍夫妇缘何被纪念？

　　——专访柯鲁克夫妇之子、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柯马凯

　　作者 牛琳 王天译

　　80多年前，英籍友人大卫·柯鲁克与加拿大籍友人伊莎白·柯鲁克在中国的抗日烽火中相识相知，抗战胜利后深入华北农村什里店，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作，开展社会调查，完成《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同“什里店”)等著作，成为海内外学者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乡村革命实践的经典。

　　什里店人视他们为自家“亲戚”，如今仍保留着柯鲁克夫妇旧居，并以自己朴素的方式纪念着这对生前一直为什里店发展而奔走的外籍夫妇。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柯鲁克夫妇之子、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柯马凯(Michael Crook)，讲述柯鲁克夫妇与什里店村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你的父母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到中国的？他们后来又为什么选择在中国扎根？

　　柯马凯：早在20世纪初，我的姥姥姥爷选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我母亲伊莎白·柯鲁克191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她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在成都生活。1938年，母亲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从事人类学方面的研究。

　　我父亲大卫·柯鲁克1910年生于英国伦敦。1936年至1937年，他参加了西班牙国际纵队，养伤期间，他从白求恩那里借到一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西行漫记》，对中国革命产生兴趣。1938年，父亲来到中国上海工作，两年后又赴四川成都任教，在华西大学与我母亲结识。

　　我的父母1942年在英国结婚后参军，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47年，他们两人持英共介绍信，来到中国河北武安什里店村调研。1948年，调研结束后，我父母受中共中央外事组之邀，帮助筹建中央外事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之后一直留在中国任教。

　　他们两人都是好党员，安排给他们的工作就积极投入地去做，而且一做就是几十年。他们俩都是从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的。

　　对于留在中国的原因，母亲曾记述道：“如果仅仅当观察者，大卫和我不会留在中国。我们留下来是因为被允许成为参与者。”

在什里店调研期间的柯鲁克夫妇身穿土布棉袄，形态举止颇似本地人。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你的父母是如何与什里店结缘的？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在什里店开展的社会调查有何重要意义？

　　柯马凯：我父母与什里店结缘于1947年11月。当时，他们以国际观察员身份，赴什里店村对中共解放区土地改革进行调研。父母和村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穿粗布棉袄，学着村民双手揣进袖筒里取暖，和村民一起端着饭碗吃饭、拉家常，感情融洽。

　　他们用几个月时间收集了什里店村1937年至1947年十年间历史情况和封建土地制度变革情况的材料，以第三者视角完成《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之后，我父母以观察家身份参加土改工作队，在什里店村进行“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见证村中大部分日常生活进程并记录下来，写成介绍这个村庄土地改革全过程的《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

　　这两本书以事实反映和记录了中国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胜利，分别于1959年和1979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出版，成为西方了解当时中国革命的重要文本。

伊莎白·柯鲁克(右一)在什里店调研期间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父母和什里店村民结下的情谊？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令你感动的故事？

　　柯马凯：他们同什里店村民结下了深厚情谊。村里至今仍保留着柯鲁克夫妇旧居，还建设了纪念广场。

　　什里店村民之前吃水困难，我父母通过向上层反映，政府派人打了机井，解决了村子的供水问题，村民们认为我父母做了一件重要的好事。而父母觉得，在什里店的那段经历成就了他们的学术研究。他们与村民之间是一种很淳朴的情谊。

　　父母生前，什里店村民时常来北京探望。2019年，我母亲104岁时，还曾回到什里店，给当地学校捐款捐物。情谊延续了几十年，我觉得都基于“爱”。直到现在，我同什里店村民仍互有联系方式，在几个月前，我又回了一趟什里店。2019年，什里店村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我很关注村子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2025年7月18日拍摄的什里店村内的柯鲁克夫妇旧居。中新社记者 牛琳 摄  

　　中新社记者：父母终身在中国工作，并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事业的拓荒人，这对你产生了何种影响？

　　柯马凯：无论从价值观还是个人兴趣、职业选择，父母对我们兄弟三人都有影响。

　　他们喜欢演讲，社会活动频繁，乐于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发展，这点深深影响了我。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了解。我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或非学术的会议，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我很愿意分享我的观感，包括中国各地发展情况，以及少数民族问题是如何处理的等等。

　　我还担任了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社会职务。热心公益这点，是父母传递给我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当初他们之所以到什里店考察土改，就是考虑到世界大部分国家还都是发展中的农业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积累了一些先进经验，这是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

　　父母既不为名也不为利，他们认为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本身有一种满足感。他们走的时候没有留下遗产，他们生前做了很多捐赠，包括设立助学金，“疏财”而不是“积累”。

　　家人一辈子投身教育事业，包括我姥姥姥爷办过幼儿园、小学。1994年，我和朋友创办北京京西学校，给在京工作的外籍人士子女提供更适合的教育环境。是家人启发了我，给了我办学的勇气和信心。

　　中新社记者：回顾家族故事，您认为这种跨越国界的情谊对促进各国家人民间的友谊有何现实意义？

　　柯马凯：我父母有一种大爱，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厚，这首先是基于对中国的了解。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活在“地球村”的人类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交织、碰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增进相互了解。

　　他们教中国人学英语，了解西方社会，我自己则反过来，帮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等。只有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世界大家庭才能和睦相处。

　　这并不是说世界应该“同化”，不同的国家、种族、文化各有千秋。世界是“和而不同”的，不能把价值观强加于人，更不能“唯我独尊”。“不同”不是“不好”，丰富多彩、百花齐放才是春。(完)

　　受访者简介：

柯马凯。受访者供图

　　　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1951年出生于北京。大学毕业后，柯马凯在英国、美国大学教授中国语言、文化、历史、政治多年。1988年回中国后加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现担任主席。1994年与朋友一道创办北京京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任中国文化部主任多年。柯马凯对中国文化、中外文化交流有浓厚兴趣，参与许多中英、英中翻译工程的翻译或译审工作，任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专家团队特邀汉学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共服务领域外文译写规范·英文》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外办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处顾问等。

【编辑:李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