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冀北山地四台遗址显示“万年定居与农业起源共生”。对遗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房屋的测年表明，两组房屋距今分别为10400年-9600年、9500年-9200年，由此推断距今一万年前后，冀北山地已出现以成组房屋为代表的定居或半定居聚落，与该地区东胡林遗址粟黍的利用时间高度吻合。这一发现不仅揭示定居生活与早期农业相辅相成的规律，还为论证北纬40°附近的冀北山地可能为旱作农业起源中心提供了数据支撑。

　　二是西辽河兴隆洼、兴隆沟遗址实证“距今7800年-7500年旱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直接的测年结果显示，两个遗址居室葬内出土人骨的年代集中于距今7800年-7500年。相关研究表明，当时黍粟两种小米已占先民食物结构的70%左右。考虑到这些遗址排列有序的房屋布局，研究团队认为，旱作农业经济此时已经具备稳定支撑社会群体的能力，这为论证旱作农业社会初步确立提供了关键证据。

　　三是红山文化核心区遗址揭示“农业驱动文明化进程”。马鞍桥山、郑家沟等遗址的同位素数据表明，距今6200年-5000年，红山文化核心遗址先民食物中，粟黍占比提升至80%左右，这反映了旱作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人口增长与社会复杂化提供物质基础，助力红山文化中期(距今5800年-5500年)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祭祀遗址群的兴起，西辽河地区由此率先迈进古国文明阶段。此外，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社会的繁荣，促进跨区域的文化互动，催生冀北山地郑家沟积石冢群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