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写：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欣

　　策划：冯卫东 房琳琳 付毅飞

　　2025年岁末，中国商业航天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多条技术路径并行探索，多种商业模式竞相试水，可复用商业火箭进入规模化爬升新阶段——

　　12月初，蓝箭航天公司朱雀三号火箭完成入轨后垂直返回验证；紧接着，长征火箭创下“一日三发”纪录，中科宇航力箭一号完成“一箭9星”任务；23日，长征十二号甲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首飞基本成功……

　　将动辄数亿元的火箭从一次性消耗品变为可重复使用的“太空巴士”，是全球商业航天降低成本的关键路径，也是公认的复杂系统工程。

　　从十余年前首枚商业火箭艰难升空，到如今常态化入轨，我国商业火箭产业跨越了从无到有的初创期，步入了规模化成长的关键阶段。目前，市场对高频次、低成本、批量化交付的渴望，正将我国商业火箭产业推向“深水区”——一场关于工程化能力、供应链韧性、商业模式与产业生态的“适者生存”大考已经开启。

　　进入规模化爬升新阶段

　　“产业已经从‘技术验证期’，进入了‘有频次、能交付、讲效率’的规模化爬升新阶段。”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如此定义当下的产业阶段。他指出，商业火箭企业的关注点，早已从五年前的“首飞能否成功”，转向了如何实现可持续交付。

　　对此，星河动力公司执行总裁夏东坤深有感触。他向科技日报记者直言：“现在，实现可持续的商业闭环，是悬在每家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资本市场不再为‘梦想’买单，而是追问清晰的盈利路径和规模化收入。”在他看来，这不仅是技术迭代的赛跑，更是企业关于“商业生存权”的激烈争夺。

　　这种紧迫感源于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格局。当前，太空资源战略价值日益凸显，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凭借可复用技术重新定义了太空运输的成本结构，2023年独占全球86%的入轨质量，2024年占比进一步攀升至90%。其“猎鹰9”号火箭的单次发射价格，已成为诸多从业者追赶的行业标杆。

　　面对这一形势，中国航天积极构建自主可控空间信息网络，加速推进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力争在新一轮太空竞赛中占据战略主动。

　　目前，我国已发布商业卫星星座计划达65项。就在2025年12月25日到31日期间，我国正式向国际电信联盟(ITU)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业内分析认为，如果只发射几万颗，在未来7—10年内，我国只需要700—800枚单发运力不低于18吨的运载火箭。如果发射20多万颗，需要的火箭数量将远超于此。

　　蓝箭航天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国家队”主力火箭全力保障战略任务的同时，商业火箭企业正积极承接星座大规模组网的重担。庞之浩也表示，商业火箭已成为航天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柱，在缓解低轨星座组网“星多箭少”的矛盾中，可补充国家队运力。

　　夏东坤判断，商业火箭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从技术验证，到商业探索，再到生态成熟的三个阶段。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第一阶段末尾向第二阶段攻坚的过渡期。第二阶段的竞赛，将围绕“低成本”和“高可靠”展开，比拼谁能率先实现稳定的商业化发射，并跑通盈利模型。

　　“太空‘发令枪’已打响，全球低轨星座的建设不等人。”夏东坤强调，市场只会在有限时间内，选择那些能同时实现“成功率高、成本可负担、能够源源不断发射”的火箭公司。

　　技术突破前的阵痛

　　中国商业火箭有多大几率在这场长跑中胜出？

　　火箭作为极端复杂的高风险事业，容错率极低，尤其是在动力系统二次启动、高精度着陆缓冲等关键回收环节，任何细微的工程积累偏差都会演变为显性的风险。

　　从技术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跨越的阶段，每一次尝试都在实战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2025年12月3日，朱雀三号虽完成飞行任务，但一子级回收过程中发生异常燃烧；23日，长征十二号甲首飞任务中，一子级同样未能实现预期回收。

　　面对挫折，业内表现出了理性的宽容。SpaceX的“猎鹰1”号曾经历著名的“三连败”，其早期回收尝试也多次在平台上“折戟”。

　　受访专家们一致认为，通往低成本航天的道路，注定是由无数次“昂贵的试错”铺就的。对正处于关键升级期的中国商业火箭而言，挫折并非意外停顿，而是迈向大规模交付过程中必经的历练。

　　庞之浩坦言：“每一次失败，都在充实整个行业的数据库，推动技术在阵痛中成熟。”

　　巨大潜能尚未释放

　　赛迪研究院商业航天首席研究员杨少鲜分析认为，供需双向拉动构成了我国商业火箭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

　　具体而言，我国在供给侧有完整的产业体系优势，在设计、制造、测试、发射等环节都能实现本土化配套，通过产业集约协同快速提升控本能力。

　　而在需求侧，我国则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以及太空新业态等需求，提供了清晰、确定且规模巨大的应用场景，可以牵引火箭企业围绕可靠性、成本控制、发射效率等开展持续创新，加速完成从技术突破到商业闭环的全过程。

　　“然而，优势的释放并不容易。”杨少鲜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症结在于，低成本、高可靠、可复用的关键技术尚未完成工程化验证。

　　庞之浩也认为，我国与世界商业火箭领先水平的核心差距，在于可回收技术成熟度的差异。

　　SpaceX已构建起成熟的回收模式，通过“高频发射+低成本复用”体系实现快速迭代。相比之下，我国相关技术多处于单次验证阶段，缺乏大规模实战数据积累，特别是实现高可靠性回收所需的发动机深度变推力技术和热防护技术等关键工程难题仍有待突破。

　　与此同时，在全球运力的坐标系中，差距依然客观存在。美国正在研制的“星舰”重型火箭近地轨道运力达150吨级，运载能力17.5—22.8吨的“猎鹰9”号2025年发射了160多枚。

　　相比之下，国内商业火箭主力能级仍多在20吨级以下，难以完全覆盖大规模低轨星座组网对高能级运力的需求。因为单一型号的高频次复用能力尚不成熟，所以我国目前更多依靠多型号、多场地的协同来支撑发射规模，难以形成稳定、高密度的工业化发射节奏。

　　这种“潜能巨大”与“堵点尚存”并立的情况，让我国商业火箭产业特有的“红利”，难以完全转化为降本增效的竞争利器。

　　多元路径并行发力

　　正是在这种“堵点”与“红利”并存的特殊背景下，我国商业火箭企业没有局限于单一技术路径，而是展现出百花齐放的探索姿态。

　　蓝箭航天公司选择了一条极具前瞻性的硬核道路，其董秘张宇蛟介绍，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就选定不锈钢箭体和液氧甲烷发动机。这种材料与燃料的组合，就是直奔“可重复使用”和“极致控本”这两个核心命题去的。

　　据测算，若朱雀三号火箭能复用20次，单次发射成本将大幅下降，最终，蓝箭航天公司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万元人民币以下。

　　而在另一条赛道上，东方空间公司则展现了更稳健的生存哲学。作为全球首款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的研制方，东方空间公司联合创始人布向伟强调，可靠性是商业航天的“第一位成本”。

　　在他看来，固体火箭凭借其固有优势和高成功率，在快速响应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引力一号实现规模化发射，企业不仅可以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研发中的液体可复用火箭引力二号积累工程经验。

　　星河动力公司也采取了渐进式的创新路径。夏东坤透露，公司在利用固体火箭获取稳定现金流的同时，正全力推进智神星一号液体可复用火箭的研制，并计划于2026年初实现入轨首飞。他认为，降成本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复用，还包括材料工艺革新、推进系统优化乃至发射运营模式的全面创新。

　　杨少鲜认为，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建立一套与我国优势相匹配的“识马—赛马—选马”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统筹各方资源力量，引导不同技术路线并行攻关、有序竞争。”她说。

　　商业模式需形成闭环

　　技术路径的选择，最终要服务于商业模式。杨少鲜认为，商业火箭发展应深深根植于国家新型工业化进程，这样才能确保创新成果快速实现规模化、商业化应用。我国商业火箭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切实将工业体系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

　　“中国商业航天不能简单地模仿SpaceX式的内部循环。”布向伟认为，与SpaceX通过“火箭+星链”形成的闭环不同，中国商业航天的核心优势在于，能依托国家力量建设基础设施，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布向伟建议，企业应找准在生态中的定位，尽快融入“全国一盘棋”的国家大循环，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在擅长的环节做到极致。夏东坤也表示，期待在国家战略的持续赋能下，行业能构建起“星、箭、场、测、用”深度耦合的自主可控生态系统，同时期待更多理解长周期规律的“耐心资本”出现，共同助力太空经济的飞速发展。

　　然而，在愿景落地的过程中，仍有现实的“最后一公里”需要突破。我国适配商业化发射的发射场资源分布不均，发射许可多采取“一事一议”的个案审批制……

　　对此，张宇蛟建议，政策层面应尽快建立适应“航班化”发射的监管体系。空域使用、频率申请等环节需要由传统模式向更高效的“航空式管理”转变，实现常态化的快速审批。在产业链配套环节，需建立起标准化的箭体返厂检修流程，实现核心环节的全面国产化与规模化供应。“只有制度与产业双管齐下，商业航天才能真正具备‘社会生产力’的属性。”他说。

　　“2026年将是可复用商业火箭‘从0到1’的加速突破年。”杨少鲜预测，3—5年后，随着多型可复用火箭陆续投入运营，商业火箭的竞争核心将从单纯的技术突破转向综合实力的比拼。届时，市场形态将从传统的“工程项目驱动”走向“平台化太空运输服务”，火箭企业将有望“进化”为支撑万亿级太空经济生态的基础设施平台。

　　在这场从技术到服务、从服务到生态的深刻变革中，那些最能理解时代命题，并以创新、毅力及远见给出答案的“适者”，正成为挺进“深水区”的先行者。 【编辑:梁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