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关志伟：全球产业变局下，应用型人才如何“破壁出圈”？

　　中新社天津1月20日电 题：全球产业变局下，应用型人才如何“破壁出圈”？

　　——专访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关志伟

　　中新社记者 孙玲玲

　　全球制造业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养适应产业变革的应用型人才成各国教育共同课题。起源于德国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在中国历经逾40年本土化探索，其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实践可谓重要观察样本。

　　作为中国第一所冠名应用技术大学的高校，其校名中的“中德”二字，烙印着引进德国经验的起点，也见证了从学习借鉴到融合创新的完整历程。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在2025年迎来了建校40周年。近日，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关志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学校如何将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中国化，进而形成一套具有“中国气质”并能为全球提供参考的应用型教育方案。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从名称到渊源都与德国紧密相连。您认为该校从德国模式中学习的最核心理念是什么，又完成了哪些关键的本土化改造？

　　关志伟：“中德”二字正是学校办学基因的鲜明标识。40年前，学校肩负着“引进德国先进职教经验、服务国家工业现代化”的使命应运而生。德国“双元制”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与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制度化设计。在中国国情下，我们走了一条“先期重仿、长期重创、仿创结合、重在创新”的道路，将德国“双元制”与中国产业实际深度融合，形成了本土化的“中德经验”。

　　我们不仅引入了德国“工学交替、行动导向”的教学理念，更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中高本硕”衔接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通道。从企业员工培训到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再到全国第一所应用技术大学、专业硕士授权单位，我们始终坚持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这种培养体系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987年，由中德两国合作选派的第一批(共计12名)中国教师，在赴德国接受培训期间，与德方项目协调人——Zick先生(二排中)一起拍摄了合影。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供图

　　中新社记者：在将德国重标准、重流程的“刚性”体系中国化的过程中，学校如何注入重适应、重转化的“柔性”智慧？

　　关志伟：“刚性”是我们对严谨标准的坚持。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实践教学规范都严格对接企业技术标准。例如，我们坚持4年不断线的工程实践教育，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开发专业标准。

　　“柔性”则体现在我们动态响应产业变化的敏捷性上。在专业层面，我们建立“微专业”机制，针对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校企联合培养，快速开设模块化课程；在课程层面，专业核心课程组基于核心能力培养目标，专业特色方向课程组采用校企协同共建的选修模式。这种机制赋予了学生应对不确定性的创造力和适应性。

2025年10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德擎速影车队的大学生们对车队首辆赛车“AFZ01”进行最后调试。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供图

　　中新社记者：人工智能、数字化浪潮正重塑全球制造业。学校如何确保教育不落后于技术爆炸性迭代？课程体系如何保持“动态更新”？

　　关志伟：我们将“动态更新”内化为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机制。首先是人才培养方案的“系统性重构与敏捷迭代”。我们实行“三年大修、年度微调”，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包含人工智能通识课、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的专业课程、人工智能类实践课等。

　　其次，课程内容建设依托“真实场景数据闭环”。我们推动教师深入产业一线，将企业真实难题转化为教学资源，已建成覆盖天津10条重点产业链的动态案例库，收录732个产业实践案例。

　　再次，以数字技术赋能“沉浸式学习”，广泛应用数字孪生、VR等技术，构建复杂系统的数字化教学模型，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安全地进行高难度训练，再于物理设备上验证。

　　中新社记者：学校所形成的模式，在哪些方面已超越单纯的学习，展现出独特的“中国气质”？

　　关志伟：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将工匠精神、工程伦理等融入全过程。开设与专业教育融合的劳动课、美育课程，建设“劳动教育工坊”，邀请大国工匠进校园，在真实工业劳动中培育“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品格。

　　二是产教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创新机制。我们不只让学生“进企业”，更让企业“真问题”和“真项目”进校园。例如，与蓝箭航天的合作，从承担火箭管路测量项目起步，逐步升级到共建“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中心”，共同研发的“推力室喷管激光焊自动视校及焊接技术”，解决了企业产能瓶颈，效率提升3倍。

　　三是面向快速产业变革的响应速度。中国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快速的技术升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验场”“样本库”和“应用场景”。这种快速响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德国模式在应对技术爆炸性迭代时可能出现的“滞后性”问题。

　　中新社记者：所谓“德国模式”因其对产业环境和社会共识要求极高，令许多发展中国家“望而却步”。学校的实践是否提供了一条更具适应性的路径？

　　关志伟：学校在40年积淀的“双元制”精髓与工匠精神传承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可拆解、可重组、可输出”的模式。它不是简单的模式搬运，而是提供了一套“菜单式”合作方案：既可以是整套专业体系建设，也可以是单项课程能力模块、师资培训或实训平台共建。

2019年11月，在柬埔寨鲁班工坊 (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通信技术实训中心 ，澜湄五国师资培训班的学员进行设备调试。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供图

　　例如，在尼日利亚鲁班工坊，我们创新采用“一坊两中心一基地”(学历中心、企业培训中心、校外实训基地)的分布式架构，与阿布贾大学、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尼日利亚公司深度协同。我们共同开发了9门国际化课程、28本双语教材，培养了441名学历教育学生，实现了“教学链”与“生产链”在当地的闭环融合。尼日利亚校方表示：“工坊为尼日利亚工业发展提供了关键的人才支撑。”(完)

　　受访者简介：

关志伟。受访者供图 

　　关志伟，教授，博士，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第八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全国汽车职业教育行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