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呼和浩特1月22日电 题：蒙古族族源“东胡说”为何渐成学术界主流观点？

　　——专访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范丽君、全荣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关于蒙古族族源问题的探讨，不仅是研究蒙古历史的首要课题，同时一直备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在蒙古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上，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确立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法理与历史依据，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范丽君、全荣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认为，在蒙古族族源问题上，“东胡说”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请简要介绍蒙古族族源问题的研究情况。

　　全荣：蒙古族族源问题研究始于19世纪末，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学术探索历程。但早期研究受限于史料挖掘与技术手段，多依赖单一文献或语言学比附，缺乏多学科整合，形成“匈奴说”“东胡说”“突厥说”“鲜卑说”“室韦说”等多种观点，且纷争不断。各观点虽都有一定的文献或考古发现作为支撑，但由于证据链不完整的局限性，以及不同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差异较大，致使学界难以达成共识。

　　进入20世纪中后期，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蒙古族族源问题研究有了新进展。很多中国学者通过对鲜卑后裔墓葬、室韦文化陶器类型学等室韦诸部考古遗存的系统分析，结合《旧唐书》《辽史》《蒙古秘史》《史集》等汉、蒙、波斯文多语种文献资料的系统梳理，逐步厘清了室韦与蒙古族的族源继承关系，补充完善“东胡说”的学理依据，逐步构建起了以“东胡—鲜卑—室韦—蒙古”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系，有力推动了蒙古族族源问题的研究进展。“东胡说”也随之成为学术界认可的主流观点。

　　中新社记者：请简要介绍东胡的历史背景。

　　全荣：东胡是与匈奴同时期活跃于北方草原的部族联盟。公元前3世纪，东胡被冒顿单于击败后，分化为乌桓与鲜卑两支。乌桓在两汉时期多次南迁，逐步进入中原腹地，与汉、鲜卑、匈奴等民族不断融合。鲜卑一部分部落在东汉时吸收匈奴余部，实力渐强，最终控制蒙古高原，建立起横跨大漠南北的部落军事联盟。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推动鲜卑各部与中原各族深度融合。与此同时，从鲜卑后裔中分化出的契丹、库莫奚、室韦等部落仍留在蒙古高原，其中蒙兀室韦成为蒙古族的直接祖先之一。

　　《旧唐书·室韦传》记载，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及黑龙江)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

　　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1979年)一文中，系统提出“东胡—室韦—蒙古”源流说，这一观点不仅破解了长期困扰学界的“室韦—鞑靼”关系之谜，也更为清晰地展现了蒙古族从“多元融合”到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新社记者：进入21世纪，蒙古族族源问题研究有何新进展？

　　范丽君：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的启动，标志着国内蒙古族族源研究进入实证与多学科融合的新阶段。谢尔塔拉墓地、岗嘎墓地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掘成果，以及多学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室韦—蒙古说”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持，进一步为蒙古族起源“东胡说”提供了生物考古学的依据。

　　中新社记者：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蒙古族族源的实际情况？

　　范丽君：我们应以确凿的考古发现、详实的文献记载及科学的分析方法，来阐明蒙古族族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揭示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主动发声，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参与讨论，分享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观点，让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蒙古族族源的实际情况。

　　在当今国际学术交流与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对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进一步通过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运用考古学、遗传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手段，构建符合历史事实的族源叙事体系。(完)

　　受访者简介：

　　范丽君，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发表《俄蒙关系现状及东北亚区域合作》《卡尔梅克语历史研究》《波杰波尼亚词汇语义学理论》等，出版《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等译著。

　　全荣，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出版《〈圣主成吉思汗史〉研究》(独著)、《成吉思汗研究经典文献图录解题》(合著)等著作6部，主编《朔方论丛》《中蒙蒙古族档案文献研究文集》等4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