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颗卫星申报背后：雄心与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6.1.26总第122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5年末，我国向国际电信联盟(ITU)申报超20万颗卫星频轨资源的消息引发关注，申报数量之多被认为“史无前例”。

　　当前，以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低轨卫星应用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各国纷纷在太空展开“圈地运动”，占据更多轨道、频率资源。此次申报自然是在资源竞争中的一次“卡位”，背后更深远的意义或许在于为方兴未艾的商业航天产业再添“一把火”。

　　但商业航天的征程不是简单抢占风口。1月17日，中国航天遭遇两次发射失利：凌晨0时55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实践三十二号卫星时，三级飞行段出现异常；中午12时08分，星河动力公司的谷神星二号商业运载火箭首飞也因飞行异常而失利。两起事件为当前的商业航天热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航天是复杂的高风险工程，即便成熟型号或头部企业也难免失利，行业需要着眼长远的“耐心资本”支持，避免短期投机。

　　为何大手笔申报？

　　多个主体均参与了这次“史无前例”的申报，而申报数量最多的是一家名为无线电创新院的机构。这是一家2025年12月30日在雄安新区登记注册的机构，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星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7家单位联合共建。

　　就在注册的前一天，无线电创新院便向ITU提交了CTC-1和CTC-2星座的申请。两个星座规模均超9.6万颗卫星，合计卫星总数超过19万颗，而且多位于500—1200公里的低轨，这是卫星互联网星座工作的主要区域。

　　有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ITU遵循“先到先得”原则，这次申报更多是出于战略考量，抢占轨道与频率资源。

　　近年来，一场争夺低轨轨道、频率资源的竞争正在进行。距离地球三四百公里到1200公里之间的空间被认为是低轨范围，这也是当下主要卫星互联网星座所处区域。“低轨卫星延时更短，‘星链’的延时为20毫秒，而高轨卫星的延时多为几百毫秒。低轨卫星离地面更近，地面终端所需功耗与体积更小，方便用户使用。”有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各个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所公布的卫星数量，都在不断增长，比如“星链”从最初的4425颗卫星攀升至超过4万颗卫星，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2万颗。

　　其实，提供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服务，并不需要如此巨大数量的卫星。“轨道高度越低，覆盖全球所需的卫星数量就越多。”一家从事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卫星公司技术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千颗卫星已经能够基本实现全球覆盖，但要做到无缝覆盖，或者追求更好的互联网体验，还要追加卫星。即使如此，上万颗卫星也已经足够。”

　　各个星座计划申报的卫星数量，往往与实际发射的卫星数量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比如一度被视为“星链”竞争者的“OneWeb星座”，在2020年申请新增发射4.8万颗卫星，当前其在轨卫星数量仅有600颗。

　　抢先申报卫星，是因为低轨能够容纳的卫星数量有限，业内普遍的预测是6万颗左右。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纯粹从空间角度讲可以容纳的卫星数量很多，但如果结合技术与频率等因素的限制，推算低轨内可以容纳的卫星数量大概在10万颗。

　　“轨道的使用原则是谁先占了就是谁的，后来的卫星如果想要使用就需要与之前的卫星所有者协商，否则一旦发生碰撞，要负全责。”前述技术人员向记者解释，相比于低轨空间，更为稀缺的是频率资源。“卫星互联网能够使用的频段是有限的，ITU的规则是‘先到先得’，会为申请者留出3年的激活时间，一旦某个频率被使用，与其临近的频率就可能因为彼此干扰而不能被使用，这甚至可能导致卫星发射前被叫停。”

　　“中国星网成立之时，在卫星互联网可用频率申请的排名上，中国排位就比较靠后。这其实就像房地产开发一样，规划得再好，没有土地也没有意义。”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因此，无线电创新院此次申报超19万颗卫星，可以被视为一种“储备”。

　　国内正在推进的卫星互联网计划“GW星座”，已经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在此次申请的超过20万颗卫星中，也有中国星网的24颗卫星。自从2024年12月中旬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01组卫星以来，到今年1月中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成功发射19组卫星。

　　卫星应用才是“引爆点”

　　谈及商业航天，人们很容易想到商业火箭公司，但是火箭只是运送人或物到太空的载具，卫星应用才是商业航天真正的“引爆点”。

　　“有两点对于商业航天至关重要，一是工业级元器件被应用于卫星制造，制造门槛降低，二是信息技术发展，提升了小型卫星能力。”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过去卫星能力都相对有限，比如1970年成功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重量只有100多公斤，除去用于演示的应答功能，没有其他实用功能。”

　　OneWeb卫星的重量仅有150公斤左右。当卫星变得更小、更容易制造时，也意味着其成本降低。一家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绝对不会用原来大卫星的供应链，因为用不起，“卫星的一些器件可以从宇航级跨过军用级，直接降到工业级”。

　　他介绍，经过筛选与特定处理后，小型卫星的CPU可以使用汽车级的CPU，虽然卫星在太空中面临的环境比汽车要复杂，比如高能粒子辐射会影响处理器工作状态，但可以通过提升系统使其具备容错的功能，消除影响。“原来一块卫星CPU主板可能要几百万元，汽车级产品的价格只有几千元，即使选出10块进行进一步处理，成本也仅为几万元，压缩的空间非常大。”

　　当小型卫星在能力、成本等方面均能满足市场需求，接下来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发射能力。

　　小型卫星寿命普遍不长，短则数月，长则3至5年。同时，小型卫星如果想要实现功能，必须组网，而如果数百、数千甚至上万颗卫星组网时间过长，就毫无价值可言。这种密集的发射需求自然为火箭公司带来机遇。

　　“如果没有卫星互联网这样规模的市场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很难存活下去。”一家民营火箭公司创始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SpaceX其实走了一条自己为自己创造需求的道路，其主力火箭“猎鹰9号”早期商业订单很少，主要依靠“星链”订单。

　　卫星与火箭，互为表里。随着“GW星座”在内的多个星座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国内需求已然存在，但是发射资源的不足成为痛点。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表示，当前的发射能力能够满足单星，或者少量卫星组网技术验证的问题，但是很难满足常态化发射需求。

　　“现实情况就是国家任务很重，‘国家队’的火箭无力顾及商业航天市场的全部需求，一些服务国家任务的发射出于保密要求，商业卫星很难‘搭便车’，而且‘国家队’火箭发射成本较高。”他告诉记者，即使是像长征十一号这样“国家队”中的小型火箭，单发采购成本也比较高，而且不一定有排期。“此前有两颗卫星发射需求，本希望采购长征十一号，但是由于其排期已满，只能转向采购航天科工集团的快舟一号甲，单发运载能力在200公斤左右，单发采购成本超过4000万元，只能搭载一颗卫星。”

　　提供更多低成本的发射资源，是外界对于民营火箭公司的期待。不过，国内民营火箭公司还难以兑现这种期待。

　　火箭如何“降本”

　　“GW星座”已经发射的19组低轨卫星，全部由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比如在去年7月到8月一个月的时间里，曾经密集发射6组卫星。对于卫星组网的密集发射需求，国内民营火箭公司在发射频次与单发运载能力上都有差距。

　　2025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92次，这一数字创下单年纪录，但是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两家央企占据76次，民营火箭公司发射16次，失败两次，像星河动力、中科宇航这样发射次数较多的民营火箭公司，全年成功发射次数也只有5次。

　　前述商业卫星公司人士感慨，其实很期待与民营火箭公司合作，但是很多时候还是难以在市场找到有能力的合作方。

　　当前，国内民营火箭公司较为成熟的火箭型号均为小型固体火箭，运载能力有限。比如去年成功发射5次的星河动力“谷神星一号”，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400公斤。相比之下，作为液体火箭的“猎鹰9号”，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2.5吨，在服务“星链”组网时经常以“一箭60星”的效率进行。

　　“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基本在走‘固体先行、液体跟进’的路径，从体制内的固体火箭研发团队挖人，成立两三年之内就能取得成功入轨发射的结果。但是液体发动机的研发周期更长、门槛更高。”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表示，固体火箭比较适合低轨、重量不超过两吨的运载需求，而液体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够一次性发射数量更多的卫星，从而摊薄单颗卫星发射成本。

　　如何降低发射成本是另一道关卡。当前，国内火箭发射的报价已经有下降趋势，在国内卫星互联网萌芽之际的2020年，基本在20万元/公斤，一些小型固体火箭的报价可以低至15万元/公斤，但是“猎鹰9号”在2020年曾推出过5000美元/公斤的报价。如今，国内火箭报价进一步下探至10万元/公斤左右，但是“猎鹰9号”已经能给出2500美元/公斤的报价。

　　可回收火箭一直被认为是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的关键。马斯克曾经公开表示，一级火箭第六次发射时，其成本只有首次发射时的一半。国内一众民营火箭公司也在跟进这样的技术路线。

　　“不要神化SpaceX。”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提醒记者，比如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就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运载能力，只保留百分之六七十的运载能力，加装用于回收的惯性测量装置、栅格翼等，而且回收后需要对燃料箱进行清洗、焊缝检查等，同样会产生成本。“可回收火箭能否降低成本，取决于其重复使用的次数。”

　　他认为，降低火箭成本不能只依赖单一路径，比如目前中国航天的供应链还比较封闭，沿袭早期定点生产模式，导致成本高、缺少活力。“航天供应链的开放不仅仅是对民企开放，更多是对航天系统之外的供应链企业开放。如果我们可以建设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供应链，成本一定会下降。”

　　目前，很多民营火箭公司依然依赖原有航天体系之内的供应链，供应链的建设仍然需要时间。

　　谁为应用买单？

　　“如果没有大众级的应用就没有商业航天。”这是商业航天业内共识，无人愿意为应用买单依然是症结。

　　普通人对于卫星服务还有哪些需求？未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更加精密的导航，二是低轨卫星通信，三是对地观测。有卫星公司告诉记者，根据测算，如果卫星数量达到138颗，就可以实时提供地球上任意一点十分钟之前的影像。

　　其实，历史上不乏看似“完美”的商业航天计划，比如摩托罗拉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铱星”计划，通过卫星组网提供卫星通信服务。

　　“用户才不会因为数据是从天上来的就多付一分钱。”在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看来，“‘铱星’的所有者是摩托罗拉，制造商是洛克希德·马丁，投资70亿美元，可谓一个完美的航天案例，但同时是一个完美的商业航天失败案例。摩托罗拉认为很多人会买，投入一大笔钱后发现没人买，计划最终破产。”

　　“铱星”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时，刚好赶上移动电话普及初期，人们对于昂贵的卫星通信并不感兴趣，“铱星”计划其实被2G基站打败。

　　尽管人们对于卫星互联网的期待很高，但是是否真正存在需求始终是个问题。中国移动网络覆盖率远高于美国，甚至已经实现了“村村通”，不像美国一些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地区没有被地面网络覆盖。这被认为是美国用户对于卫星互联网有真实需求的原因。

　　因此，“星链”成为SpaceX “现金奶牛”，“星链”业务从2023年起超越火箭发射业务成为SpaceX最大收入源，2025年预计贡献123亿美元，占总收入近80%，全球用户超过800万。

　　“此前对于究竟是成立央企，还是依靠社会力量发展卫星互联网存在争议。业内担忧，卫星互联网如果以国家重点工程的方式去做，财政投入会超过千亿元，而且靠财政‘砸’出来的卫星互联网，如果不好用不赚钱呢？”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透露。

　　据记者了解，中国卫星互联网最初计划就有A、B两套系统，分别是面向公众的互联网与专网，其中面向公众的A系统在初期已经淡化，从专网做起，再逐步推向公众。所以短期内，可能不会看到“GW星座”提供面向公众的卫星互联网应用。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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