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吕鹏：中国发明马镫与欧洲骑士有何关联？

　　中新社北京2月23日电 题：中国发明马镫与欧洲骑士有何关联？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当历史的车轮“马不停蹄”踏入马年，马相关话题讨论热度持续不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动物考古专家吕鹏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梳理解读动物考古研究中有关马遗存的发现及研究成果。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说，考古证据显示，马是对两件“国家大事”都发挥重要作用的动物。研究还发现，中国古代发明的马镫，对欧洲中世纪骑士及其分封制度形成有重要影响。

　　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人类早期对马的利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吕鹏：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马作为“六畜”之首，主要作用还是体现为人类的“盘中餐”，是肉食和马奶等供给来源。

　　这方面的考古发现有不少。欧洲拉斯科洞窟的壁画上，野马是原始猎人围攻的焦点。在中国，距今约4.5万年的山西峙峪遗址，考古学家发现大量带有砍砸痕迹的普氏野马骨骼；在距今约8000年的内蒙古裕民遗址，发现有野马等狩猎动物遗存。

中国历史研究院，吕鹏发布考古成果时介绍殷墟遗址出土家马遗存。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随着与马长期接触，人类逐步发现马还有其他用处。马速度快、能负重行远，最关键的是便于管理、组织性较强，于是成为人类重点驯化动物。

　　这一历史转折发生于约5500年前，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博泰遗址，考古学家发现最早的驯化马匹证据。这意味着，人类不再只是追逐和猎杀野马，而是开始掌控并驯化马，“马食”由此更多转向“马力”。

　　随着驯化技术的传播，多个遗址考古研究表明，家马在距今约4000年至3500年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传播路径或沿着黄河流域自西向东、或自亚欧大草原自北向南，最终在距今约3300年进入中原文明的视野，陕西老牛坡、河南殷墟和山东前掌大等遗址出土马坑和车马坑即为实证。

吕鹏在对陕西考古遗址出土马骨进行现场鉴定。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从考古视角看，马如何贡献于中国古典文献所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吕鹏：根据现有考古证据，在祭祀与战争这两件国之大事上，马都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在河南殷墟遗址，考古发现中国最早、最成熟的马车实物和最多的车马坑遗址，以及祭牲的马坑，这些考古实物证据充分表明，3000多年前商人已经成功驯化出家马，而且马在田猎、祭祀等仪式性活动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甲骨卜辞中，商王武丁的田猎与车马事故被郑重记录，马与马车成为王权仪式、狩猎与祭祀的核心。

河南殷墟出土车马坑。受访者供图

　　河南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实证“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的周代车马等级制度核心规定；车马坑中的四马一车组合、马牲与狗牲组合，分别成为成语“驷马难追”“犬马之劳”的历史源头。

　　唐代马政达至巅峰，文献记载国家牧场养马曾达70万匹，昭陵六骏、三彩马、舞马衔杯纹银壶……马影奔腾无不映射着盛唐时期的社会繁荣和开放自信。

　　在戎方面，马车在商代晚期由交通工具向战争工具过渡，西周时期马车真正用于战争。当时拥有马拉战车数量的多寡，成为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志，“千乘之国”“万乘之尊”的说法由此形成。

　　到了战国时期，依赖马拉战车的“贵族战争”在机动灵活的游牧骑兵面前尽显劣势，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骑兵开始取代战车成为战场新锐，秦利用骑兵作战优势统一六国，西汉时骑兵得到迅速发展，唐朝时走向成熟，成为战争中的主要力量。

　　之后，随着马镫、马鞍等马具的创新发展与广泛应用，马在战争中不断优化升级，地位作用日渐增强。总之，历史上无论是在祭祀还是战争当中，马都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

陕西何家村遗址出土唐代舞马衔杯铜壶。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作为重要的马具之一，中国考古发现的马镫在世界上是何地位？与欧洲骑士有何关联？

　　吕鹏：根据考古研究，南京丁奉家族墓中出土一件釉陶骑马俑，是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单边马镫)形象。之后，南京东晋王氏家族墓出土的陶马，则是世界上最早的双镫(双边马镫)。

　　这条完整的考古证据链表明，中国古人在三国魏晋时期已完成从单镫(辅助上马)到双镫(稳定骑行)的革命性创造。马镫让马背上的骑乘者双脚有了支撑，骑士得以解放双手，稳定地操控弓箭、长矛，实现人马真正合为一体。甲骑具装(重装骑兵)也由此兴起，人马均穿盔披甲。

江苏南京丁奉墓出土配有单边镫的三国时期陶俑。受访者供图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马镫的发明为“中国靴子”，它带来的军事优势，随着丝绸之路等东西方交流路径传播扩散，深刻影响了亚欧大陆的战争形态，甚至间接塑造了欧洲的骑士制度。

　　可以说，中国发明的马镫，对于欧洲骑士及其分封制度的形成，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考古发现看，除了江苏南京王氏家族墓外，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也出土有双马镫相关遗存。因此，从三国、东晋时期一直到北燕时期(北燕属于东晋十六国)，中国完成了从单马镫到双马镫发明、应用、传播这样完整的历史脉络。

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北燕鎏金木芯双马镫。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优良马种选育方面的考古研究有哪些重要发现？如何展望未来包括马在内的动物考古国际合作研究？

　　吕鹏：优良马种选育在马的驯化与饲养过程中一直持续进行。汉代陕西咸阳茂陵出土有鎏金铜马，为大宛“天马”的标准体型，但马踏匈奴石雕的石马则是体型较矮、壮实的马。

　　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的理想就是培育出鎏金马形象的宝马，希望从西域乃至更远的中亚地区引进汗血宝马或“天马”，改良中原马匹品种。

　　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相马经》，表明汉代对马匹的品种选育已经较为成熟，形成如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奔马，以及仪仗铜马一样的乘挽兼用的良马。湖北襄阳菜越墓地出土的三国时期青铜马兼具蒙古马和汗血宝马的体型特征，可能符合传说中“赤兔马”的体型。

　　其中，俗称“马踏飞燕”的雷台铜奔马已成为广为人知的中国旅游标志，这背后也蕴含着马种的改良、饲养技术的进步，展现出中国人追求力量速度和自由生活的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据学界对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出土的10匹马进行古DNA分析，发现汗血马等良驹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通过贸易引进到西北地区，开展相关马种选育。

　　未来，我们将围绕河南殷墟等重要考古遗址，对马考古遗存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从骨骼形态、同位素溯源、古DNA分析等多角度研究马种谱系、遗传以及在古代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希望全面揭示不同时期中国古代先民与马之间如何产生丰富的联系。

　　国际合作方面，我们要配合中国考古“走出去”，与国际同行开展广泛交流和联合研究，共同推进包括马在内的动物考古的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吕鹏。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吕鹏，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兼职硕士生导师。获得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中国考古学会青年学者金爵奖等荣誉称号，以及2026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验室重大成果。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培远计划入选者。已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有豕白蹢：中国古代家猪的考古研究》《与动物为伴》学术和科普专著。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