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3日电 题：中西方马文化有何共鸣与分野？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教授萧放

　　中新社记者 韩辉

　　2026年是中国农历马年。马，作为人类文明中延续数千年的伙伴与象征，其文化内涵在中西文明中既存在共鸣，又展现出迥异的表达方式。在东方，马是“龙马精神”“天行健”的哲学载体；在西方，马则是身份权力、骑士精神的直观象征。

　　马在中西方文化中分别承担怎样的角色？中西马文化的共通之处与核心分野是什么？马年被赋予美好期待的集体文化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教授萧放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马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分别承担了怎样的文化角色？

　　萧放：因为马的动物性，以及与人的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马在中西文明中都扮演重要角色。马在中国是昂扬奔腾、忠诚的象征，是生产的畜力，也是生活的伙伴。西方文化中的马与贵族身份有关，是自由精英的体现。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马文化更多体现为一种集体的昂扬、制度的秩序和生活的祥瑞，它属于国家礼制，也属于市井烟火。而在西方，马的形象则更多地与个体的荣耀、英雄的气概和贵族的身份紧密相连。这一传统大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马文化的共通之处与核心分野是什么？这种差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明根源？

　　萧放：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崇尚马灵动、自由的天性，也共同视马为人类得力的伙伴。这是中西方马文化最基本的共通之处。

　　而两者的核心分野，在于对马的文化定位有所不同。在中国文化中，马始终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服务于生产、支持着生活，身上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无论是耕作拉车，还是驰骋疆场，人们看重的更多是它的实用价值，较少有超越现实的想象。而在西方文化中，马则被赋予更多的超越性色彩，它象征着骑士精神，承载着贵族的礼仪与荣耀，成为身份与品味的标志。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根植于东西方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东方长期以农业社会为基础，马作为重要的畜力，始终与土地、耕作和征战紧密相连，实用功能自然成为人们对它的首要考量。而西方在脱离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与航海业之后，不再依赖马的畜力进行生产，马因此逐渐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抽离，转而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和休闲娱乐的方式，并随着宗教文化的浸润，衍生出许多充满神奇想象的艺术形象。

　　中新社记者：马年被民众赋予变革、奋进的美好期待。这种集体文化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萧放：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畜力，也是驰骋疆场的征战伙伴，在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为保家卫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高大勇健、英姿飒爽的战马，逐渐成为中国人奋进精神的写照，也成为卫护家国的力量象征。像著名的昭陵六骏、八骏图等艺术形象，正是这种精神的具象表达。

　　在中国生肖文化体系中，马经历了从自然动物到文化符号的演变过程。随着生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人们不断将对马的文化想象融入其中。在中国阴阳五行体系中，马属阳，五行属火。今年是丙午年，正是民间所说的“火马年”。

　　马天生具有好动、快捷、勇猛的自然属性，人们依托这些特质进行艺术升华，将勇武、进取、变化、奔腾等品格赋予马的形象，进而将马年塑造成一个昂扬向上、开拓创新的年份，以此激励人们在面对艰难险阻时，能够像骏马一样勇往直前。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解读东西方马文化的相通与差异，对于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消除文化误解，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萧放：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于马文化的建构其实基于同样的文化逻辑。我们总是把人类的情感和想象投射到马的身上，让它承载起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美好愿望。就像老话常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各国人民和睦相处、美美与共，既是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景，也是全人类应当追求的目标。

　　马不仅是西方想象中翱翔天际的天马，也是东方精神里昂扬奋进的龙马。在彼此的交流与沟通中，我们祈愿在马年以及更远的未来，能通过优雅从容的马步礼仪和激情澎湃的赛马欢腾，共同享受这位人类老朋友带来的情感愉悦与和平图景。(完)

　　受访者简介：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岁时节日文化、传统礼仪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社会治理等。主持多项国家与省部级重大与重点科研课题，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曾多次获得政府与行业学术奖励。荣获2022年度中国非遗年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