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6日电 题：为何说“中国在梁庄”？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

　　中新社记者 曾玥

　　在非虚构文学作品《中国在梁庄》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过去十余年间，这本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多次重返其故乡，位于中国河南省邓州市的梁庄，先后写下“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在不断逃离梁庄中试图建构梁庄”。

　　为何说“中国在梁庄”？中国乡土文学如何在海内外引发共鸣？近日，梁鸿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梁庄及其背后的故事。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十余年间，梁庄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梁鸿：直观来看，梁庄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已显著改善，温饱、教育、养老等基本问题得到保障，坑塘和老屋逐渐消失，新修道路和新建房屋不断涌现。随着时间推移，梁庄在自然地向前走，这些变化与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

　　变化同样发生在梁庄的“湍水”之上。对梁庄人而言，“湍水”既是梁庄的一部分，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河流污染状况明显好转。南水北调工程使一条自南向北的大河横跨在“湍水”上，形成了二者并存的空间格局，改变了原有的地理形态，也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语。

　　“湍水”不仅构成了梁庄的空间和景致，也滋养着梁庄人的成长。同时，它亦有自身的生长节律，始终处于一种动态、有机而富于生命力的状态。在我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而梁庄的“湍水”，正是我对故土情感的寄托与投射。

　　在社会结构层面，以梁庄为代表的农村显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发展，以血缘亲疏为核心的差序格局逐渐从乡村迁移并嵌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的梁庄人开始回流，深植于农业文明中的“乡土经验”仍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影响他们在“离乡”与“返乡”之间的抉择。

　　中新社记者：2013年，《出梁庄记》问世，同年您也“走出梁庄”赴美国杜克大学访学。这段经历对于您观察故乡和书写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梁鸿：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农业文明史的国家而言，土地始终是重要的物质依托和情感根基。而西方社会较早进入工业化进程，其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

　　行走本身便会带来观念的碰撞。异国访学的经历，让我更直观地感受到世界的广阔与人类生活形态的多样，也促使我以更加整体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农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农村出生和成长的人，我始终难以摆脱“原乡思维”。故乡的村庄和土地既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思维的原点。因此当我走远再回望时，反而能从远距离中获得更深层次的体悟，思索情感来源、生存形态以及社会现实。

　　正如我在“梁庄三部曲”的总序中所写，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出走、远行都是一种象征，既为了更清晰地界定你曾经“在”的地方，也是在扩张自己思想的边界，以更准确地理解那个曾经的“在”。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理解文学的中国性和中国文学的世界性？

　　梁鸿：任何族群的文学都具有其独特性。个体的生活经验总是或深或浅地嵌入特定的地域、历史与群体经验之中，正是这些多元而具体的独特性，共同交织成这个世界，形成所谓“世界性”。

　　写作时我并未刻意追求“中国性”或“世界性”，而是关注书写对象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状态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思辨价值。当细节被充分捕捉，当文学建立在对土地和人物的深刻理解之上，作品反而更具普遍性。

　　因此我认为，作家应主动打开视野，用更宏阔的思维框架面对和思考自身生活，把在地生活写得细致，充分呈现其中的情感结构、生存逻辑和个体状态。一个村庄的生活形态本质上也是人类生活整体的一部分，文字越是具体、真实、准确、细腻，文学越容易超越地域，走向世界。

　　文学和社会生活之间并非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而是辩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数千年的农业经验至今仍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因此，作家应立足于中国的土地和历史，从自身所处的现实出发，理解并回应当代社会。

　　中新社记者：“梁庄三部曲”的海外传播效果如何？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引发共鸣的原因是什么？

　　梁鸿：目前，《中国在梁庄》已出版英、法、日、韩、德等多语种译本，并有俄语等语言的节选译介。

　　维也纳老铁匠文学艺术协会秘书长沃尔特·范姆勒(Walter Famler，又译作瓦尔特·法姆勒)曾告诉我，他读完英文版《中国在梁庄》后很受启发，甚至萌生了书写奥地利村庄的冲动。他不仅将《中国在梁庄》推荐给奥地利读者，还极力促成了这本书的德文翻译。这让我发现，书中呈现的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够启发不同国度的读者从这一路径出发反观自身。

　　在海外的生活体验与学术讨论中，他者的视角同样促使我重新认识自身文化。比如在翻译《出梁庄记》时，一名奥地利译者对书中复杂的亲属关系感到困惑。这让我意识到，中国传统亲属关系是一种独特的亲疏序列和文化样态，是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关系网络，书写时需要思考如何向外界更清晰地阐释这些亲属关系，及其在家庭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的意义。

　　某种意义上，梁庄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缩影。细致呈现它的命运沉浮，是为折射出整条河流的样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读者“走进”梁庄，会看到一个个真实、鲜活、生动的人，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并由此产生共鸣，发现书中的“他们”也是“我们”。

　　同样，当我们走进世界的其他地方，面对的也始终是具体的生命个体，而非抽象的标签概念。文学正是通过具体而真实的书写，帮助我们摆脱偏见，穿透抽象的概念符号，看见彼此的生活与情感，从而以更加开阔和思辨的目光看待差异，促进更深层次的交流与理解。

　　正如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沉浸其中，人们以共通的情感照见彼此，由此连接起更广阔的世界。(完)

　　受访者简介：

　　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研究方向主要为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曾赴美国杜克大学访学，著有“梁庄三部曲”《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庄十年》，以及《梁光正的光》《要有光》等作品，其作品曾获2013年度中国好书、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