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com动漫在线看深夜放松自己 “六个必须坚持”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主体、发展基点、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图景以及发展战略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又体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层面的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立场观点方法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指引。摄

　　日本军国主义是人类史上少见的狂暴战争机器(国际论坛)

　　1936年2月26日，千余名日本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制造叛乱，历时4天占领日本军政中枢机构，刺杀多名军政大员，史称二二六事件。随后，东条英机等“统制派”军人，按日本天皇裕仁旨意派兵镇压暴动官兵。这一场90年前的军人恶斗，是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其结果是“统制派”军人崛起，建立了军部法西斯“国防国家”体制，制定出体系化的亚太征战计划。

　　1936年6月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强调“整备武备”，以便“在一旦有事之际，便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当年8月制定的所谓《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再次确认了对外进攻性的战争原则，指出“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即通常所谓北南并进方针。翌年，日本采用“制造借口”的惯用伎俩，发动卢沟桥事变，并按计划在上海、杭州方向登陆，开始全面进攻中国。再至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直到日本1945年战败投降，其陆海总兵力高达700余万人。

　　经由二二六事件强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人类史上少见的、极为狂暴的战争机器，也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为典型的军国主义形态。要理解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当年的日本军政体制及其征战半个地球的侵略史，还需特别关注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以及东亚地域的遗毒影响。

　　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军队被解散，军事机构被撤销，和平民主力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颇为壮大。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出现战略性转变，要求日本迅速大规模重新武装，日本国力因此快速复苏，并于1954年以“自卫”之名重建陆海空武装力量。再有岸信介、重光葵那样的“战犯政治家”，重新洗白掌控国家政治，“新型军国主义”在日本渐次登场。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表现一如战前，首先是在军事领域。1970年，日本发布首部《防卫白皮书》，提出了“专守防卫”的概念，但这一原则很快被不断突破。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对敌方基地发起“先期攻击”或“抵近攻击”，类似战时日本在《帝国国防方针》中规定的“帝国国防以攻势为根本原则”，“专守防卫”原则被持续侵蚀。

　　新世纪以来，日本武装力量加速发展，相继建造了具有进攻能力的“出云”号和“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对外出售军事装备，并不断在东海、台海、南海生事。10余年来，日本安倍、岸田、高市政权相继在接近中国台湾的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地推进导弹部署，炮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安保三文件”，加快强军扩武步伐，推动日本再次成为“能战”国家，且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湾有事”与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挂钩，与二二六事件后强调的“一旦有事论”一脉相承。

　　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在《军人与国家》一书中指出，战后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与现实制度安排相结合，“促成日本产生一个有形式变化的政军关系体制，但与1945年前的通行体制相比较，其本质仍将相同”。当今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在本质上与二二六事件时期的军国主义元素相同，理应引起地区各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高度警惕。

　　(徐 勇，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18日 第 03 版) 【编辑:惠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