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4月15日电(记者 王诗尧)以直播形式回归的《乘风2026》再次掀起网络热潮，然而有关“剧本”“投票”等疑云却一直挥之不去。

　　淘汰风波引发舆论争议

　　上周结束的《乘风2026》“一公”里，演员赵子琪与主持人维妮娜因票数较低惨遭淘汰，维妮娜更是在淘汰感言里质疑：“我不知道这个舞台的评分标准是什么？”

　　一方面是关注度暴涨节目收获超高人气，另一方面则是观众对于比赛公正性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也有网友询问“不是有公证员在吗”？

　　那么，综艺节目中的公证员到底在公证什么？受到大众质疑时是否有义务回应？带着这些疑问，中新网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常莎，对此进行解读。

　　据常莎介绍，公证员的职责核心是程序监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及《公证程序规则》，公证员须履行事前审查规则与器具、现场全程监督、核对原始数据并宣读公证词、事后出具公证书等法定程序。

　　一般设有大众投票环节的综艺节目，主持人会在开场时介绍公证员，有的人会疑问“这些公证员在观众席上看演出，如何保证投票数是否准确”？

　　常莎指出，对于监督位置，法律并没有很明确的细节规定。但可从监督的目的推断，现场监督公证要求公证人员亲临现场，对整个活动程序的真实性、合法性实施监督。

　　这里的“现场”并非限定于某一固定位置，公证员既可在观众席区域监督投票环节的发放和回收，确保无违规操作，也可在数据统计处监督电脑统计过程，核对原始数据与统计结果的一致性。

　　从公证实践来看，公证员的监督重心往往落在数据统计环节。以《我是歌手》为例，公证员刘丽萍的工作方式是“盯电脑屏”，即只在数据统计处负责客观统计票数。另一典型案例是央视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评委签名计分条汇总至公证员手中，由公证员将纸条分数与电脑分数逐项核对，确保不会因评委按错或机器故障导致分数出错，核对完毕后才向观众公布分数。

　　为什么质疑难以得到回应？

　　当投票结果与大众预期出现分歧时，公证员和节目组是否有义务回应？常莎强调，面对质疑，节目组与公证员均无法定的直接公开回应义务，但存在间接约束机制。

　　以2007年我国首例短信投票案为例，歌迷起诉光线传媒称其短信投票数量作假，北京东城区法院以原告不具有起诉主体资格、原被告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关系为由驳回起诉。因此，投票观众与节目组之间是否构成消费者合同关系，尚无明确认定。

　　但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国家依法维护营业性演出经营主体、演职员和观众的合法权益，禁止营业性演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节目作为面向公众的营业性活动，应维护观众合法权益，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涉票选业务中对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障和公示、回应机制至关重要。

　　从行政监管层面看，根据北京市广播电视局下发的通知，网综节目组须科学设计选拔机制，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干扰、造假收视率数据，因此，节目组在面临重大舆论质疑时，广电主管部门可依职权要求其进行说明或整改。

　　随着广电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强，节目组在投票机制透明化方面的合规要求日趋严格。若节目组对外宣传“有公证员现场监督”“公平公正公开”，却在面临质疑时不予回应，可能面临虚假宣传或误导消费者的法律风险。

　　一旦造假，后果远不止“翻车”

　　韩国人气选秀节目《Produce101》就曾出现过投票造假丑闻。2019年7月，该系列选秀节目第四季《Produce X 101》最后一场直播的观众收费短信投票环节，热门人选出局，意外人选出道，引发暗箱操作争议。

　　投票造假争议发酵后，韩国警方对案件及相关人士展开调查。节目监制金荣范、制作人安俊英等人被指控涉嫌在《Produce 101》第一季到第四季的直播投票环节暗箱操作，造假投票数据，安俊英更是收取演艺企划公司3600余万韩元的贿赂，随后二人被判刑。

　　常莎表示，若节目组工作人员在投票数据造假过程中收受经纪公司财物，可能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若节目组通过虚构投票数据骗取观众投票费用，可能涉嫌诈骗罪。韩国《Produce101》案正是以此类罪名定罪量刑的，中国司法实践中类似行为同样面临刑事追诉风险。

　　在流量与商业价值高度绑定的综艺赛道上，“公平”从来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信任问题，公证员也并非是结果背书人，而是程序把关者。公证员能确保票数被如实统计，却无法替观众回答“这个结果是否合理”。

　　当大众投票与心理预期频频错位，真正需要被检视的，或许不是公证员是否尽责，而是节目机制是否足够公开、清晰、可被验证。只有如此，舞台上的每一次晋级与淘汰，才不至于在掌声之外，留下更多问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