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以“全球文明观：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视角”为主题，2026儒伊文明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在会上作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我既深感荣幸又倍感欣喜，能受邀在2026年儒伊文明对话会上发言，与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及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专业同仁齐聚北京友谊宾馆这座标志性建筑。

　　值此历史动荡之际，探讨今日主题——全球文明观：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视角——或许再恰当不过。

　　我心中的疑问很简单：学术界倡导的思想能否带来改变？

　　疫情只是当下人类困境中众多挑战的开端，历史学家帕特里夏·卡尔文提醒我们，并非全是坏消息：这种动荡也可能“催生富有创造力、多元包容且充满活力的倡导力量，在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往往催生出新的合作模式”。

　　在高度互联的世界里，叙事对舆论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因此塑造政治话语中的叙事至关重要。

　　讲故事为传统学术学科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工具，并为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在世界支离破碎的阴郁背景下，当代学术界肩负着严峻的道德使命：构想、塑造并倡导一种崭新的叙事，以催生更稳定和谐的世界。

　　但这种叙事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讲述？何种“理念”能激发文明对话？厘清这一理念又将为地缘政治话语带来何种裨益？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构筑的平等主权国家体系，始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认知。与此同时，其国际关系模式在应对当代紧迫问题时已显露严重不足，更加速了世界的持续碎片化。

　　由于该体系以民族国家为起点，它缺乏真正“世界秩序”的包容性。相反，它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全球体系——竞争的国家各自追求自身利益，将世界拖入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漩涡。

　　某些国家支配着其他国家，而这种支配正是由该模式所催生的态度所助长和加剧的，即民族主义、等级联盟、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

　　我们必须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当前的国际关系模式在凝聚全球力量应对人类共同困境方面究竟成效如何？

　　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将熟悉的“文明冲突论”叙事转化为文明间的对话，最终不仅实现相互包容，更能共同珍视彼此差异？

　　超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思考，我们能否将基于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对话转向地缘文化与文明对话？这种转变要求我们以文明自身的逻辑来审视文明。

　　我们不妨以迈克尔·沃尔泽的论点为起点：道德与政治文化皆具地域性。

　　相较于民族国家及其附属物所构成的次级抽象概念，更根本的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生活——他们浸润于彼此交织的多元活动之中。

　　在比民族国家更深层的生态层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焦点文明构成的世界——这些文明彼此互动，拥有不断变迁的疆界而非固定边界，其定义更多基于共享的价值观与历史，而非民族认同。

　　若以文明与文化视角而非民族国家视角来审视地缘政治话语，能否改变互动框架，推动我们迈向共同的星球秩序？

　　当人们的低预期是：只有当某种普世秩序——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西方霸权还是主导性的文明国家——将众多多元文化与文明的世界强行规训成某种统一形态时，问题才能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只能预见这个充满争端与分裂的星球将持续动荡。

　　转向文明对话的价值在于，它使我们回归生态认知——那些永远独特的人们，带着彼此交织的差异，共同编织着错综复杂的生命图景。

　　从人类的本土化、具体化、即时性与共享性体验出发，我们得以摒弃那些会破坏人类体验整体性的二元对立。

　　这种植根于日常生活、因而植根于生命本质的文明思维中，规范性在最广义上不过是优化成长条件。不仅人类，所有生态系统中那些永远独特的生命形式，都将环境的慷慨内化为自身成长的资源。

　　经验的文明化——体现在美学、教育、家庭生活、道德、政治、宗教等领域——根植于关系中始终具有特定情境性因而独一无二的成长模式，以及作为这种成长产物而共同建构的意义。

　　换言之，人类经验中所有美好、睿智、仁爱、良善、公正与神圣的品质，终究不过是那些强化根基、促进我们在家庭、社群、文化及生态关系中成长的人类行为模式。

　　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有幸邀请到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多位精通伊斯兰哲学的杰出学者。

　　我迫切希望与他们展开这场文明对话，向他们学习如何激活伊斯兰传统的智慧，以共同构建我们作为世界学术共同体成员所追求的新世界文化秩序。所谓经验的文明化，对任何可行的全球秩序构想而言，其意义在于：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任何特定领域，这种连续性只能由构成该秩序的各个特殊领域所形成的未被归纳的整体来建构。

　　我对这场文明对话的贡献，只能是从国际视角阐释儒家价值观，并探讨儒家哲学如何为构建全球秩序的文明路径作出贡献。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追求世界文化间优化共生、寻求既统一又多元的地球秩序的实践本身，正是儒家箴言“和而不同”的生动体现。

　　在发掘儒家思想的这一“理念”时，我们可以抽象地识别出一组基本而持久的儒家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可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础。

　　例如“和”的概念，并非简单的“和谐”观念，而是包容性与优化共生的体现，是一种开放包容的融合主义，既追求相互体谅，又致力于在任何情境中最大限度地激发创造性潜能。

　　有恕与仁：设身处地体察彼此，觉察我们在各个层面(个体、企业、主权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在共同经历中寻求圆满。

　　还有礼：作为人类的升华与精进，将人类经验文明化，将其美学化为深刻而优雅的存在。

　　在重建这种儒家哲学的“理念”时，其首创的“生生论”哲学与古典希腊实体本体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易经大传》中通过“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表述得以明确阐释。

　　作为“生命之艺”的生生论，颂扬生命与生长作为塑造文化感知力的必要条件，并由此升华出优化人类与宇宙繁荣的崇高追求。

　　更直白地说，动物学对阐释儒家哲学中人类经验各维度(美学、教育、家庭生活、道德、政治、宗教等)所呈现的假定共性至关重要。

　　换言之，人类体验中所有美好、智慧、仁爱、善良、公正与神圣的品质，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归宿——那些强化人类行为根基、促进我们在家庭与社群中独特生态关系中成长的行为模式。

　　我们可以列举具体的儒家价值观，但归根结底，它们都将我们引回“亲亲”——这个构筑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人类经验的原始源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亲亲之情是否比理性思考甚至思维本身更具本能性？

　　有充分理由论证：自远古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神学及其千年文明的故事，始终植根于“孝”这一首要道德准则，并可通过“孝”来诠释。

　　在儒家传统中，关系公平的价值以及在家庭、国家与世界层面实现的多样性，是赋予生命关系首要地位的必然结果，它们构成了对自由主义主导价值观——即自主性与简单平等——的明确替代方案。

　　公平取代简单平等，因其包容性更强，能容纳每个人、每个家庭及每种情境的独特性。而多样性则承担着自主性的功能——积极自由本身具有创造性，它体现在独特个体始终激活并优化自身差异，从而充分参与家庭、社区及民族国家的生活。

　　同样，在儒家传统中，培养道德能力的切入点是家庭制度及其与生俱来的亲情纽带。因此，儒家哲学并非将道德等同于客观原则，而是承认具体考量与普遍考量同等重要，从而形成兼具偏袒与公正的整体性思维。

　　唯有充分兼容偏私与公正，而非二者择一，方能尊重每个独特个体应得的公平，并实现其间的多元共生。

　　与此同时，这些公平与多元的价值理念超越了狭隘的家庭或社群范畴，确保了伦理、经济与生态考量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不可分割性。它作为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独立平等主权国家观念的替代方案，提出了一种包容性的“天下内”而非“国际”的政治构想。

　　在文明思维模式中，我们不仅需要承认彼此存在差异，更必须能够为彼此主动差异化，从而让差异真正产生实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