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正义的审判。这场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的国际大审判，将战争元凶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鲜为人知的是，1946年初春，也就在这场审判拉开帷幕之前数月，一位51岁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肩负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特别是搜集南京大屠杀证据的职责，奉命来到中国。此后近三年时间，他将每日调查见闻、证人证词、庭审目击等细节，一一写进日记。

　　2026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萨顿日记原件被“90后”搜证者、收藏家邹德怀拍得并带回国内，公之于众。纸页泛黄、字迹如刻，那些被时间封存的细节，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力量驳斥着歪曲与遗忘，时刻警示世人铭记战争罪责、守护历史真相。

　　跨国竞拍遭诈骗，多方接力终带回

　　2025年11月10日晚，邹德怀习惯性检索美国一家专营军事文物的专业拍卖网站。他曾在此拍得过飞虎队成员遗物，对这类“冷门”拍品有着敏锐的专业嗅觉。

　　页面里的13件预拍品，全部指向同一个陌生的名字——大卫·纳尔逊·萨顿。

　　在此之前，邹德怀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中文互联网几乎没有相关记载，翻阅外文资料后他才厘清：萨顿曾是东京审判期间的美方副检察官。

　　在确认了萨顿的身份、研究拍品预览图确定是原始档案后，他决定以3万美元预算竞拍其中9件拍品。

　　11月14日凌晨三点半，竞拍开始。竞价非常激烈并持续到五点半，9件拍品最终以6万多美元拍得，大大超出预算。

　　“兴奋，怎么也睡不着。”邹德怀回忆，在亲友捐赠与借款帮助下，总算凑齐全款。但意外接踵而至，拍卖行系统遭遇黑客入侵，仅有一笔款项成功入账，另有约4.9万美元被诈骗团伙非法截取。事后，邹德怀与拍卖行反复沟通协商，最终达成处置协议：拍卖行承担损失的40%，剩余3万美元的资金缺口，需由邹德怀自行承担。

　　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热心公益的张菡得知此事并主动出手相助，全额承担下这3万美元补款。邹德怀说，特别感谢张菡的义举，使萨顿遗物回到历史的坐标，为世界留存记忆，为后世守护真相。

　　专家确认系重大发现

　　2026年1月29日，历经重重波折、多方接力转运，邹德怀终于收到由专人从美国带回的拍品。档案抵达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鸣等人第一时间赶赴邹德怀处查看。

　　“星期六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

　　“星期二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

　　“星期五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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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仔细翻阅6本日记后，专家一致认为：日记均为萨顿亲笔书写，记录了1946年至1948年他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诸多细节，此前中文世界未见任何记载，是南京大屠杀档案史档案的重大发现。

　　“萨顿是最早到南京等地调查的国际检察局成员之一，在南京大屠杀案审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峰说。

　　杨夏鸣早在20年前就开始关注、研究萨顿，并多年来竭力搜寻其相关资料，对他而言萨顿日记现世有惊喜，更有感慨。“萨顿是一个很细致的人，之前留下了8万多页东京审判相关档案资料，却独缺最能体现其个人视角与心路历程的一手记录。”他认为，萨顿日记“未经刻意的修饰与雕琢，直白还原历史现场、记录内心所思，以第一视角完整记录了证据获取、证人甄选、控罪整理等关键过程。”

　　一手搭建核心证据链的检察官

　　八十年时移世易，今天的人们要理解这批史料的分量，还须回到书写者当年的身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副检察官。

　　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共开庭800多次、出庭证人达400多名、书面证人700多名、受理证据43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最终判决25名被告有罪，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人被处以绞刑。

　　这场国际大审判之所以能办成经受住历史检验的铁案，负责起诉工作的国际检察局功不可没。萨顿正是起诉链条中关键一环。1946年，他曾两次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重点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系统取证。

　　1948年东京审判落幕之后，这位一手搭建核心证据链的检察官淡出公众视野。而今，六册日记历经波折被中国收藏家拍得，完整还原了萨顿搜集罪证、寻访证人、参与法庭质证的全部工作轨迹，让这位长期被遗忘的一线取证者，重回历史的聚光灯下。

　　打捞东京审判湮没史料

　　尘封八十载的日记重现天日，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内容占据了核心篇幅。与此同时，萨顿撰写的系列“来自中国的报告”，内容涵盖了南京大屠杀暴行、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以及日占区的鸦片和毒品贸易等关键史实。

　　经专家初步研究发现，这批一手史料从四个方面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

　　其一，大规模屠杀罪行。萨顿在1946年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亦已被彻底焚毁……

　　他还收集到书面证据，如1946年3月编写的《1937年日本人大屠杀南京之报告与统计》，里面详细记载了被杀害与被强奸者的总人数、尸体发现地点、相关数字统计等关键内容。

　　其二，残害平民的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平民的暴行·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收录了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复印件，证词详细陈述了目击者亲历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与酷刑等暴行。这些证词大多由证人亲自提供，是1946年3月至4月由萨顿与同僚一同前往中国展开实地调查所获。美国牧师詹姆斯·H·麦卡伦的证词与日记摘录是报告的重要部分，“我们估计，仅在每个夜晚，就至少发生上千起强奸事件……白日里，他们闯入安全区的建筑物，挑选目标，入夜后，再返回掳走她们。”

　　其三，对华实施细菌战。萨顿日记记载，1946年3月至4月他与同僚在华调查取证期间，已触及日军细菌战罪行线索：3月28日，在重庆与金宝善博士及陈文贵博士会面，会谈主题明确记录为“关于细菌战”，这是中国方面向美方提交细菌战证据的节点。4月16日，萨顿在东京起草关于中国的报告，列出的第一项就是细菌战……后来，他持续与菲律宾检察官、中国检察官讨论日军对华细菌战问题，显示检方并未放弃对这一罪行的追究。

　　其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萨顿在日记中写道，日军不仅允许鸦片与毒品在占领区流通交易，更通过扶植的中国伪政权加以纵容和鼓励，目的主要有二：将鸦片贸易作为伪政权的财政收入来源；削弱并摧毁中国人民的健康与抵抗意志。

　　在“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占区的鸦片和毒品贸易”一文中，还追踪并勾勒出这条罪恶的鸦片供应链——自原产地蒙古发出，经由蒙古伪政权及其在日军中的分销网络转运，最终流入中国各大城市，由地方毒枭与小贩贩卖扩散。

　　专家认为，萨顿日记首次披露，加之“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现世，可与现有的档案史料相互印证。这些官方审判文书之外的私人记述，饱含萨顿对日军侵华暴行的震撼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让那段民族浩劫，以更直白、更确凿的面貌被永久铭记。

　　许多尘封域外的审判史料重见天日，背后是长期不懈的寻访与梳理考证。

　　对杨夏鸣而言，这不仅是他期待已久的史料突破，更是重新审视和深化研究的关键契机。

　　对邹德怀来说，多年搜集抗战历史文物、追索流失罪证，早已超越个人志趣，成为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使命。

　　“每一份文件、每一页日记、每一帧影像，都是对抗遗忘的基石，是还原历史全貌不可或缺的拼图。而我只是‘临时保管者’，它们终将要归还于历史、昭示真相。”邹德怀说。(新华社 记者蒋芳 邱冰清) 【编辑:梁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