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广州6月12日电 题：一封侨批、一声“唐山”，何以承载海外侨胞百年家国梦？

　　——专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主编张国雄

　　中新社记者 郭军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让侨批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这项“世界记忆遗产”，不仅是海外华侨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延续。

　　侨批中，海外华侨为何常将故乡唤作“唐山”？侨批文化和华侨精神如何传承？侨批档案如何活化？近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知名侨批研究专家、《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主编张国雄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自己的见解和研究心得。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许多侨批中，海外华侨常把中国称为“唐山”，这一称呼有何历史渊源？

　　张国雄：海外华侨早期有“唐人”“北人”“华人”“华工”“华民”“汉人”等多种称呼，还有以地域名称呼的，如“闽粤人”“粤人”“潮州人”“广府人”等。其中，“唐人”的称呼最流行。他们把海外的中国城、中华街、华人区、华埠统称为“唐人街”，喜欢将中国、家乡称为“唐山”，寄回来的侨批也有“唐山批”之称。

　　这里的“唐”，是指唐朝。长期以来，海外华侨选择“唐山”指称自己的国家和家乡，这种语言现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强盛的统一国家，在当时的世界上影响力很强，海外联系特别广泛，对中国后世发展影响深远。因此，唐朝演化为中华文明辉煌的象征。唐宋至明清时期，东南沿海民众移居南洋，其农耕技能及文化发展水平都高过当地，身在异域奋斗的海外华侨文化心理优势明显，用“唐”来自称透着一种骄傲。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华侨在海外备受歧视和欺辱，清朝和民国政府无力切实护侨，即便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华商，都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帝国的商人”。如此生存环境下，海外华侨纷纷期盼祖国强大可以保护自己，而现实却难求。于是“唐山”成为一种精神慰藉与期盼，他们期盼祖国重振辉煌，为海外华侨提供坚强后盾。所以，尽管辛亥革命后官方文献以及知识分子书写多以“华侨”指称海外侨民，但民间口耳相传的“唐人”“唐山”依然生命力顽强，承载的那份家国期盼从未改变。

　　中新社记者：作为侨批研究者，您认为《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当今中国人最应从侨批中找到什么样的精神营养？

　　张国雄：这部影片推动侨批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对侨批文化进行了一次大普及。作为侨批申遗的见证者和后来的研究者，我非常欣喜，感谢这部电影的普及推广。

　　小投入、素人出演、方言运用、地域色彩浓厚，这些看似“局限”，恰恰成了该片的特色。我认为，其成功首先在于一个“情”字。电影中海外华侨对家庭的责任、朋友间的救命之恩与托付，触动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它让人感受到中国人骨子里亲情、友情、家国情的温暖和力量，这种共情跨越了地域、阶层和方言的隔阂。

　　这种“情义”来自“责任”。主角郑木生、叶淑柔共同承担养家糊口、家族繁衍的责任，谢南枝以郑木生的名义写信，一个人养两个家，也是在践行这种责任。为了这种责任，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坚守成为“信义”。电影中反复强调“要做有情有义的人”，这正是侨批文化的精髓——为了家人，哪怕背井离乡、吃再多苦也要兑现承诺。

　　这部电影让我深受触动的地方还在于，它展现了一种中国式的美学表达，没有宏大叙事和刻意的矛盾冲突，它就像一幅中国山水画，内敛、含蓄，在镜头运用、音乐表达、情感传递上都特别克制，给我们留白了很多细品感悟的空间。我看这部电影的感触，就如同多年看侨批感受到的那样，写信人通过日常嘘寒问暖、叮嘱期望含蓄地表达情感，这其实就是中国人处世哲学、精神追求的一种书信形式表达与体现。看信人因为处于同一种文化，在这些唠叨嘱托中，能真正理解亲人海外谋生的艰难，以及对家庭的眷恋。

　　中新社记者：中国侨批与其他国际移民书信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

　　张国雄：侨批实际上也是一种国际移民书信。它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国际移民书信，最大的不同在于民族文化传统。西方移民书信多侧重于很直白的私人情感交流。而侨批体现的则是“家国同构”文化传统下的书信叙事。你会发现，侨批里往往是一个人跟“一群人”的通信——首先涉及的是家庭以及家族乃至村落事务。中华文化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婆媳、翁媳、妯娌、邻里关系好则华侨在海外能“心安”，家庭至上，集体至上，“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这种文化基因使侨批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集体记忆，而不仅仅是私人的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