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矛盾纠纷常常不期而遇；处理不当，小事容易拖大，甚至演变成双输、多输的结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那么，该如何化解呢？一种被称为“总对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什么是“总对总”？这种新机制对解决纠纷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高新区工业园区汇聚众多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创新企业。2024年，这个工业园区运营方与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因厂房租赁合同产生纠纷，向法院起诉。

　　法院了解到，拖欠厂房租金的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大都在2019年前后入驻园区，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企业经营困难导致无法按合同支付厂房租金，最终园区运营方把十几家拖欠租金的企业诉诸法院。

　　如果法官按照租赁合同“一判了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将面临停产、破产的危机，不仅影响到广大员工的就业、政府的税收，也会影响到当地机器人产业的新发展。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杭平：“现在很多纠纷不是单纯只涉及到双方利益的交易关系、合同关系，它往往还具有相当大的外溢性，会牵涉到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法院来说可以按照规范方式来解决纠纷，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是一种最有效、最佳的纠纷解决方式吗？”

　　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牵头陆续与全国工商联、全国总工会、住建部、中国文联等18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个法院牵手行业部门的“总对总”新机制，就是为了给民商事纠纷提供更多、更优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李盛烨：“‘总对总’全称是总对总多元纠纷矛盾解决机制，在中央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牵头，跟有关部委建立一个机制；在地方层面，地方法院与之对应的属地各个部门建立一个工作机制，大家携手开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工作。”

　　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很多人选择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纠纷，在诉讼量增大的同时，法院发现，在很多情况下，直接诉讼未必是解决纠纷的最优方式，联合多个部门的调解组织展开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李盛烨：“我们要建立一个法院和多个部门之间联动的化解机制，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工作效果。怎么让行业的矛盾纠纷通过专业的调解方式化解，这是我们建立‘总对总’基本的一个出发点、落脚点。”

　　让每个行业的“内行人”在法治轨道上调解“专业事”，是“总对总”这个机制最大的一个特点。比如重庆大足多家企业跟园区的租赁合同纠纷，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建立的“总对总”在线诉讼调解对接机制，当地法院委托熟悉企业情况的当地工商联开展先行调解，指派法官全程指导。

　　重庆大足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杨志华：“我们收到案件之后，会根据案情的种类以及基层调解员的专业、特长来进行分配。”

　　工商联的职能之一就是服务企业，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助力企业健康发展。如今作为熟悉情况的第三方跟法院携手调解，工商联的调解员能比较准确地抓住纠纷双方的堵点和痛点，找到双方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在法官的指导下，提供一个更加快捷、可行、有效的纠纷解决方案。

　　重庆大足区万古商会执行会长、调解员欧邦禄：“我们做了双方工作，最后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有些企业愿意继续承租这个地方，但是租金给他们适当做了调整；有些企业不愿意继续租的，分期交纳拖欠租金。”

　　园区运营方和企业达成调解方案经法院司法确认具有了法律效力，不仅让园区避免了因诉讼和部分企业倒闭造成停租的闲置损失，同时也直接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让企业在疫情后能迅猛发展。如今园区的这些企业业务遍布全国，产值和税收在当地名列前茅。

　　陈杭平：“这个案件中法院有更加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不是简单用法律来加以裁判，一判了之了，而是采用一种相对更加主动，增加双方当事人利益，乃至使社会公共利益能够进一步最大化的方式解决。‘总对总’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总对总”机制为民商事法律纠纷提供了一个权威且高效的协商平台。它不是在法律上“打折”，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寻求最优解。

　　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层面建立“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纵向指导地方各级法院按照这个机制开展运行，地方法院在“总对总”框架下加强与地方行政机关、社会力量的“点对点”对接，完善诉调衔接机制，形成多元可选的调解资源库。

　　“总对总”机制在婚姻家庭、道路交通、物业纠纷、劳动争议、医疗纠纷、房屋买卖、金融消费、知识产权等常见易发纠纷领域推行，携手行业“先行调解”、能调尽调，使更多纠纷通过调解方式实质性化解在基层。

　　近年来，物业纠纷在全国占比量大，涉及的群体利益多，各种关系复杂，为避免发生“案解事未了”的隐患，这类诉讼大都优先选择“法院+住建部门”的调解方式。

　　湖北建始县城面积最大的一个居民区，有两千六百多户居民。2024年12月，业主委员会把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赔偿绿化损失、返还车位收益、退还超标准收取的物业费、支付专项维修资金等约700万元，矛盾激化之下，还要辞退这家物业公司。

　　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小区物业工作有可能陷入停滞，小区居民的生活后续可能会陷入混乱。法院对此开展“总对总”机制，委托住建部门进行调解。

　　接受委托的住建部门安排双方平静沟通，针对纠纷问题症结达成调解协议：公共车位收益分配和专项维修基金使用按国家相关规定实行，物业公司按业主意见重新改造设计小区绿化部分等。双方握手言和，按照协议开始全面履行。

　　解决了眼前的纠纷还不够，调解人员在现场看到小区路面红砖发生破损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等现象，还协调双方对小区物业管理合同再进行细化，提高物业服务的安全水平，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纠纷。通过调解希望达成“处理一案、治理一片”。

　　陈杭平：“要彻底一次性解决这样大规模涉及群体利益的诉讼，调解就比诉讼更加有效，这个有效既体现在投入的成本相对较小，又体现最终所达到的纠纷解决结果，更能够满足不同当事人个性化需求，最终彻底解决纠纷。”

　　“总对总”构建“法院+社会”的新型解纷机制，不仅能有效化解涉众、涉社会利益的纠纷，还能在保护弱势群体和新业态从业者的个人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接待大厅有一个老弱病残专门接待窗口，2025年12月10日，这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来客——一位聋哑快递小哥。

　　这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被另一位骑着电动车的保安大哥撞了，交警判对方是全责。但是对方不同意快递小哥提出的修车、误工赔偿要求，无法进行协商，快递小哥只好独自一人到法院来寻求帮助。

　　由谁来参与调解呢？考虑到残疾人维权服务中心承担着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服务工作，征得双方同意后，法官把案件指派给北京市残疾人维权服务中心，进行一个“总对总”的调解。残联立即派来一位手语翻译，并启动一个残疾人维权小组。法院还特地指派本院一位有三十年民事审判经验、德高望重的退休法官同步开展调解。

　　只用了7天时间，调解方案经司法确认，聋哑快递小哥就拿到了应得的赔偿，双方当事人现场握手言和。

　　“总对总”机制推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同向发力，提供多元解纷“优选项”，为人民群众解决纠纷增添“好帮手”。

　　陈杭平：“纠纷解决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一环，它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所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组织，都应当参与到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建设中，而且要为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来贡献力量。”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这就需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总对总”机制突破单一解决纠纷模式的局限，整合法院与行业部门专业力量，让“内行人”解“专业事”，提升了纠纷化解效率和精准度。它是践行司法为民的重要载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更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编辑:梁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