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庆6月15日电 题：外国专家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观念

　　作者 刘心羽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早就产生了关注人、重视人和爱护人的观念，蕴含着丰富的人权资源。这些思想瑰宝是否代表中华文明人权理念的早期探索和独特思想基因？其当代价值与世界影响为何？东西方人权话语体系存在着哪些根本差异？

　　日前，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李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为题，在该校讲授人权通识课。来自秘鲁、尼泊尔、突尼斯等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人权专家在听课后自发走上讲台，就上述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李娟回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论述。《尚书·泰誓上》“惟人万物之灵”的表述为人权提供了深远的本体论依据、尊严的核心源泉。《论语》“仁者爱人”是仁的总纲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实现仁的一个具体方法，也是底线准则。《礼记》中讲述了经典仁政目标“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国家对各类弱势群体应有帮扶。

　　这些跨越千年的思想瑰宝早已将尊重生命、珍视价值、倡导平等、维护公正等观念深植于中华文明脉络之中，代表了中华民族对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早期探索，为全球人权文明贡献了独特的东方智慧和思想资源。

　　秘鲁前总理、前司法人权部部长爱德华多·梅尔乔·阿拉纳·伊萨基于自身30余年人权教育经历分享道，人权有其政治渊源，规则、条例是统治阶级表现其统治权力的方式。回顾英美国家人权发展历史，西方国家人权宣言往往是国内党派斗争、政治博弈和国际角逐的产物。

　　阿拉纳讲到，西方国家往往强调单一方式，并要求其他国家按此遵循、试行，但各国应运用符合本国实际的方式处理人权相关事务，西方不应将其人权标准强加于他国。中国、埃及、秘鲁这些拥有数千年深厚历史底蕴的文明古国，其人权实践植根于本土传统文化和现实需求，有其历史渊源和背景。

　　阿拉纳强调，“实行民主时，应根据不同文化、种族、领域区分具体实践。民主的好坏不应以单一条例作为判断标准。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国，重要的是能否使本国公民真正受益。”

　　“很多西方国家虽签订诸多协议，对人权的实践与完成度却十分低效。相反，受西方国家经常批评的其他一些国家在医疗、教育、就业等民生方面却成效显著、人权实践非常成功。中国应当继续沿着自身人权实践道路前进。”阿拉纳特别告诫青年学子，不要盲从西方的误导宣传，要放眼世界、加强交流。

　　尼泊尔民族独立党领导人，联邦议会众议院议员、前副议长英迪拉·拉纳围绕基本人权分享实践经历。她自十八岁起在人权中心工作，目睹监狱中儿童的无助，毅然投身于帮扶狱中儿童的事业，三十六年里致力于为他们争取受教育权、安居权和光明未来。数年前，为更有效推进各项工作，拉纳决定从政。在尼泊尔，由于缺乏全面完善的儿童保护法律法规，父母入狱后，孩子可能也会随同入狱，拉纳帮扶抚育了两千多名此类儿童，并在监狱中开课。

　　拉纳指出，“如何将人权切实落实至关重要。每个孩子都有权利过有尊严的生活，有接受教育、获得食物和庇护的权利。不同国家的人权实践，需基于各自社会结构和现实条件，而政治意愿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

　　突尼斯妇女联合会主席拉迪亚·杰比·埃普·奇哈讲到，人权不仅包含言论自由权、公民权与政治权，还是一个整体概念和综合权利。“西方谈论人权时常常注入过多政治因素，甚至将其作为控制人民的手段。单一维度的人权和自由无法涵盖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当代突尼斯人民正着力于发展权、教育权等人权领域探索，从而逐步形成对人权的整体认知。”

　　非盟委员会冲突预防司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塞拉芬·坎多，从非洲传统文化中找到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共鸣。“在非洲，人权概念同样根植于自身文化，而不仅仅存在于全球通过的法律文件。我们要像中国一样向年轻人传授历史文化中的人权概念。”

　　坎多讲到，非洲文化中的“乌班图”思想倡导“我因你而存在”，呼吁相互尊重，与中国儒家“仁民爱物、天下大同”等理念高度契合。

　　坎多介绍，早在十三世纪初、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之前，非洲就在库鲁坎-弗噶宣布了《曼得宪章》，提倡多样化中的社会和谐，人、教育、国土完整、食品安全的不可侵犯。该宪章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权首先是回应人民需求，学者们在向年轻人讲授人权时应把传统文化纳入学术视野，将人权议题根植于各自文明与历史语境之中。”坎多强调。

　　乍得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乍得人权与环境保护者联盟秘书长南杰德·阿巴·达乌德坦言，因一直认为只有西方国家才会探讨人权议题，起初他和同事、朋友都对中国会探讨人权议题表示怀疑。但一路从乍得来到中国参访考察，他亲眼看见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方式，乡村与城市发展面貌，深深惊讶于“发展权、经济权、文化权等在中国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正是非洲现在迫切需要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