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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戟生活在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很小，不足一平方米。那是一辆黑色扶手掉了皮的手动轮椅，这位国防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的研究员，多数时候都被“困”在这方寸之间。一困就是13年。

　　另一个世界很大，大到没有边界。那是0和1的计算机世界，他敲敲键盘，代码就跑得飞快。他在那里已自由“生活”了43年。

　　他说，只要我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于是，每当人们从他办公室路过，里面总传来噼里啪啦的敲键盘声，哪怕是周末。

　　如今，他又在和AI赛跑。5年前他的肾脏衰竭，血液透析超过700次。但每当进入那一方“大世界”，他就像一位持戟的将士上了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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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他一直辗转在两个战场：医院、学校。

　　有时，他的主治医师李戈早上8点查房，“跑过来一看……唉，人嘞？找不到他人。”发消息一问，人到办公室了。他最常待的地方，是国防科大那间10余平方米的办公室。

　　他总是一副精力旺盛的样子，穿着绿军装，剃着干净利落的寸头。

　　只有一些时候，每天帮他打餐的食堂阿姨易玲芝，会留意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戟的餐总不够常人的二分之一；他胳膊上有时青一块紫一块，她也不敢多问；他吃饭时，还掏出药丸放在嘴里干嚼，不用水送服。

　　去年，易玲芝看了王戟的新闻，才知道他是个肾功能衰竭的人，饮食受限。她感慨，他工作为什么要那么拼，没见过这样的人，经历传奇，“就像电视里演的一样”。

　　1969年出生的他，只读过两年小学。因为数学好，不满9岁被湖南的常德一中录取，不满14岁考进位于长沙的国防科大，学习计算机专业。后来，他师从计算机软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火旺。

　　26岁留校任教后，他渐渐成为这个学院的新锐。

　　导师陈火旺曾留给他两句话，一句是“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另一句是林则徐的诗“山登绝顶我为峰”。

　　他的研究领域，就是计算机世界里一座有些艰深的“山”——高可信软件技术。

　　数十年来，软件已逐渐广泛应用于国家许多安全攸关的系统中，如交通、金融、医疗、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等。与此同时，软件系统日益变得庞大又难以驾驭。王戟常常要思考，如何用形式化方法(一种基于数学和逻辑的方法——记者注)保证软件系统的安全可靠。

　　“如果你把软件看成是一个人，我们做的东西相当于CT机、核磁共振仪，给软件看病的。”王戟介绍，如果没有“看病”的工具，就会给军事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致命威胁。

　　王戟至今记得，1996年，他留校工作的第二年，欧洲阿丽亚娜5型火箭首次发射，因软件的数据转换错误，火箭升空约40秒后爆炸。

　　21世纪初的那10年，因软件缺陷带来的损失不胜枚举，比如日本股市停摆，俄罗斯飞船偏离预定降落地点460公里，美国载有旅客的400余架飞机与机场失联。在中国，2007年出现了“熊猫烧香”病毒，一夜之间让上百万台计算机受损。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怀民说，“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20多年前在国内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

　　但相比于超级计算机等热门研究领域，高可信软件技术立足基础研究，难度大。“大家都知道这个意义大，但舍得进去干的人缺口很大。”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说，这一领域研究的落地成果，通常是保证不出事，但当不出事时，“你可能就隐藏到后面去了”。

　　很多时候，王戟就是这样一个总藏于幕后的人。

　　1999年，王戟曾给航天相关软件系统做可靠性评估工具环境。时至今日，外界也很少有人知道，从航天相关工程，到后来许多的国家工程，王戟和他的团队常隐于幕后，给软件“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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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个擅长“给软件看病”的人，没能及时发现自己身体上的病。

　　2013年1月23日凌晨，睡梦中的王戟，被背部撕心裂肺的疼痛惊醒，发现自己双腿已无法动弹。他被连夜送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最终确诊为主动脉夹层。

　　那是一种极为凶险的心血管急症，死亡率高达20%。学校领导请求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王戟。湘雅医院副主任医师俞芳至今记得，校领导一再表示，一定要保住他的生命。

　　那时，王戟已成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专家。他参与的许多研究，都是“国”字号。

　　那些年，他经常乘最早的航班出差，参加完会议当天就回来，第二天正常给学生上课。

　　病发前一天，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原研究员唐玉华在学校见到王戟时，看他脸色灰灰的，提醒他去医院看看。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王戟的性命保住了。但不久后，双腿因肌肉不停坏死，高位截肢。

　　在俞芳的记忆里，他在ICU里就住了许久，大大小小的手术前后历经了10余次。这在她职业生涯里是前所未有的。

　　等王戟从昏迷中醒来，已是10多天后的事。

　　俞芳也很诧异。她见过许多被截肢的病人，醒来后异常愤怒，但王戟淡定到不可思议。王戟对她说：“人最大的痛苦是有选择，如果你没有选择，你就不会有痛苦。”

　　他坦然面对命运的挫折，并庆幸自己是搞软件的。

　　起初，他想学计算机，志愿是硬件，后来母亲听到一个比喻——“钢琴就是硬件，曲子就是软件”。母亲果断把志愿改为软件。“幸亏当初选择学软件。”这位80多岁的老人说，脑子没坏，就可以继续工作。

　　等病情稳定，王戟从ICU转入普通病房。俞芳发现，他的床边常摆着电脑，一些学生也总往医院跑。他们总在谈论文、课题、项目。

　　王戟的微信头像是由8个π(圆周率)组成的圆形符号。他说，如何计算π，曾是数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大学时学计算机，入门功课之一就是写程序来算π。

　　朋友王挺以为，这个无限不循环的数字，也代表着王戟对学术永无止境的追求。

　　王戟解释，那是随便找的，觉得它很优美，他愿把那些“简洁而深刻”的东西，称之为“优美的”。

　　出院后，俞芳再次得知王戟的消息，是2017年冬天的事了。

　　俞芳这才知道，他早就回去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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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王戟的体重已不足病前的三分之二。

　　但他主持、参与的项目和课题又很重很重。摇着轮椅返校第一年，他就和团队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项目实施期间，他出差几十次。10年后，这个项目孵化的成果获得了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王戟拿的奖也很重很重。他还拿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荣立过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

　　然而，他把自己的成果，说得轻飘飘的。他说自己至今没有哪一篇论文是“划时代的”，他的研究不过是解决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没什么惊天动地或突破式的创新。

　　“从现有的计算理论来看，它不存在银弹(在软件工程领域，银弹指能一劳永逸解决所有软件问题的方法——记者注)。”王戟说，想要达到理想状态，已被理论证明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无穷地接近那个理想目标，一点点进步，“它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事情”。

　　他合作的那篇2003年发表于《电子学报》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发表后第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就启动了一项重大研究计划——可信软件基础研究。此后多年，他也深度参与这项研究。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他的一生，是和他的国家绑定在一起的。”王戟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哪怕病重，他也从来没想过不回去工作。他读过史铁生写的《病隙碎笔》，对那位和他一样腿和肾都出现问题的作家，文字里流露出的乐观与幽默印象深刻——朋友余华等人让他去足球场上当守门员。

　　在进行康复训练期间，恰逢2014年巴西世界杯。王挺送了他一颗足球，他笑呵呵地接过了。他知道，许多人都在等他回去。

　　他渴望重新站起来，尝试过戴义肢走路，但走得慢且不稳，只好选择坐轮椅。刚到康复医院时，他浑身无力，划一会儿轮椅就要休息。王戟甚至考虑考C5驾照(残疾人专用自动挡载客汽车——记者注)。妻子认为那太危险，没同意。

　　现在，他对轮椅已驾轻就熟了。有时，遇到办公楼里的拐角，他甚至可以来一个小漂移。电动轮椅普及多年后，他依旧坚持“手搓”。

　　系里的同事问过他，为啥不换个电动的？王戟的“说辞”是他想自己推，练胳膊，保持一定的运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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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生活在轮椅上，王戟要面对的疼痛和不便太多了。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你的腿不在了，但大脑一直认为它在，一直疼痛，会日夜折磨着你。”俞芳说，“幻肢痛是医学上没办法解决的。”

　　同事有时会注意到，王戟的脸上会突然难受——那是他的残肢或幻肢在痛。没人知道，过去13年里，王戟忍受过多少次这样来去如风的疼痛。

　　“他付出的努力，不是我能想象到的。”妻子黄春说，“如果我俩换个位置，可能我就垮掉了。”

　　多年来，王戟总觉得自己的双腿还在。他还做过这样一个梦：“我在教室里走着，我觉得我的腿还在。”

　　双腿没了以后，王戟想给学生上课。他向系里提出开设《形式化方法》课。但教学楼里的台阶，成了他迈不过去的坎儿。于是，计算机学院一间方便轮椅进出的会议室，成了教室。

　　2021年的一天，课讲到一半，王戟突然感到胸闷、头晕。他强撑着把课讲完，才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血液中的肌酐值达到700多微摩尔每升，是正常值的数倍。肌酐值是衡量肾功能的核心指标之一。

　　他被送去东部战区总医院，开始了血液透析，还想着有机会肾移植。后来唐玉华听说，他想换肾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想更好地工作，一个是想看到女儿读大学、结婚。“国和家，都在他的心里。”

　　王戟2013年生病时，女儿不到3岁。妻子黄春也是国防科大的研究员，是“天河”团队的骨干，曾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

　　“‘天河’事业任务很重，为了追赶进度，经常没日没夜地加班。”计算机学院同事朱明辉记得，银河团队有很多感人故事，慈云桂老先生说过，“天上有一条银河，地下也有一条银河”。

　　王戟在ICU的那段日子，母亲要照顾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妻子要照顾同样卧病在床的他。3岁的女儿，很多时候是国防科大职工梁妍帮忙照看的。

　　最初归来那8年，是同事王挺每天早上送他到学校。在学校，王戟常出入的地方——办公楼、教工食堂，都增修了无障碍设施。天河楼一楼，门卫特意备了一把打气筒。在三楼的男厕，最靠里的那个隔间是留给王戟的，学院拆掉了隔间的门板，换上了布帘，以方便轮椅进出。

　　王戟说，他看过一部纪录片，有个细节永远忘不掉——一匹马陷入沼泽，怎么都拽不上来，有个马夫牵来一群马，让它们围着沼泽跑。陷入沼泽中的那匹马在同伴的感召下，缓缓地、奋力地挣扎、攀爬，最终脱离沼泽，回到群体之中。他说，他就好比陷入沼泽的那匹马。

　　“必须很好地珍惜第二次生命，才能对得起那么多帮助我的人，包括我的家人。”王戟说。

　　这么多年来，在计算机世界里，他能抵达的地方，越来越远了，但在现实世界里，他能去到的远方，越来越少。不过，他心里藏着另一块高地，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方“大世界”。如今，他每天都摇着他的轮椅，不停地往那儿赶。

　　“人工智能(AI)对我们社会的冲击是很大的。怎么使智能更加可信、可解释、可验证，和人类能够共处，是非常重要的。”王戟说，这件事需要被严肃对待。

　　新的时代背景下，他要面对的软件系统更复杂、更庞大、更新，AI领域的可信问题也更严峻。他开始坐在轮椅上思考，在许多领域，AI正在超越人类，这也让他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王戟把他身下的那辆轮椅，也滚得很快。接送他的司机黄臻发现，两年来，他们约定去医院接他上班的时间，在不断往前提。最初是8点，后来是7点30分，如今7点10分黄臻开车到医院时，王戟早收拾好自己，摇着轮椅，穿过走廊，搭乘电梯，到路边等他了。

　　每天，那辆红旗轿车会准时载着他，避过长沙拥堵的早高峰，抵达国防科大。驶进校园时，他们最先看到的是路尽头的一块石墙，墙上刻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7年7月为新调整组建的国防科技大学所致的训词。

　　训词的第一句是：国防科技大学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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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还在独自摇着轮椅，一寸寸靠近他心中的“高地”。

　　多年来，他独自去过许多地方，医院、学校、机场、会场等，还像生病前一样出差。起初，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见到这位独自出差的“轮椅教授”时，是惊讶的，后来也习以为常。

　　虽然坐着轮椅，但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向科学的高峰不停冲锋。去年，他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摇着轮椅去了人民大会堂。今年，同事说他又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课题。当被问到将来退休做什么时，他的答案是：没想过。后来想想说，可能和现在差不多。

　　王戟常说，计算机学院有许多人比他优秀，未来属于年轻人。

　　但他比许多人更早到办公室，以至于一些年轻人说，“王老师都这么拼，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学生王佩婕说，如果说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太热爱工作了。她坦言：“成为这样的人真的很难。”

　　熟悉他的人知道，他以前是个“吃货”。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异乡他也能找到美食。他爱吃米粉、双燕馄饨。他说，π(派)其实也是吃的，有一种食物叫苹果派。

　　起初，血透时间都安排在上午。李戈发现，王戟上午做完血透，中午回病房休息，下午就跑学校去了。有一次，朱明辉见他透析完就回到办公室忙活，胳膊上的针孔处突然血流不止，他就找来创可贴贴住，再拿橡皮筋捆住胳膊，继续工作。

　　白天，李戈很少能在病房看到他，他只好挑晚上查房。每次去，王戟几乎都在工作。

　　至于他为何如此热爱工作，熟悉他的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他身上有一种家国情怀。一个陌生人读过他的故事后觉得，对如今的他来说，轮椅上的那个世界充满障碍，但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他是自由的。

　　“上班对他来说，有时候不是上班，是休息。”黄春理解王戟，从不劝他提前退休，只是劝他别太累。如果身体垮掉，他连工作这个爱好也不能拥有了。他的母亲也愿意他去工作。

　　尽管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并不清楚自己儿子现在研究的到底是什么，但她一生中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儿子王戟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

　　1969年11月8日，儿子出生。那个年代的中国，正流传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母亲给儿子取名——王戟。从3000多年前的商朝起，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卫国兵器。母亲那时希望，儿子长大后，“执干戈以卫社稷”。

　　其实，这个“折戟”的战士，从未真正“执干戈”上战场，但他拱卫着的“高地”，是中国的另一片疆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 【编辑:梁异】

政府有关人士表示：不是仅像ODA那样接受对方要求，而是希望从强化日本安全保障环境的角度决定援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