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抗战时期这场“秘密大营救”救了半个中国文化界？

　　80多年前，一场紧张刺激的“秘密大营救”在香港悄然展开。

　　彼时，侵华日军占领香港，300多名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港岛。在日军严密控制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追踪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帮助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梁漱溟‌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从虎口中脱险，安全转移到大后方。

　　整个营救过程中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图为《东江民报》刊登反映香港秘密大营救的版画《护送》。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在广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惠州东湖旅店、河源老隆福建会馆等红色文化旧址及相关遗存，从南往北串联起数百位文化民主人士走过的脱险之路。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迫害抗日进步人士。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先后从上海、重庆、桂林等地辗转来到香港，继续开辟新的文化抗战阵地。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并密集搜捕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为躲避日军搜捕，何香凝搬到蔡廷锴将军家，邹韬奋搬家6次、茅盾搬家4次，处境十分危急。

　　日军突袭香港当日，中共中央急电指示周恩来等人设法保护并帮助滞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离，紧接着周恩来指示香港党组织，要求不惜代价，“转移在港各界朋友”。

1941年，何香凝、廖梦醒与文化界人士在香港合影(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洪遒、廖梦醒、欧阳予倩)。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会同张文彬(时任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梁广(时任粤南省委书记)和林平(时任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等研究部署营救工作。

　　日军攻打香港后，许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地下党员潘静安、李健行等人根据廖承志提供的营救对象名单，开始在香港分批寻找、联络转移人员。

图为反映地下党员寻找营救对象的版画。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为了打通海陆交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派精干力量进入九龙新界地区，控制了大帽山，恢复和巩固了东江游击区进出香港的陆路交通。

　　1941年12月中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派人进入九龙西贡及启德机场一带活动，开辟了东江游击区进出香港的水路交通线。

　　廖承志等据此制定了四条出港转移路线，简称为东线、西线。

　　1942年1月，日军强制推行“归乡运动”，遣散香港居民。党组织抓住时机，让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化装成难民，由游击队员护送离开香港。

1942年1月，日军强制推行“归乡运动”，遣散香港居民。党组织抓住时机，让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化装成难民，由游击队员掩护离开香港。图为日军在新界沙田设置的岗哨。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1942年1月9日，邹韬奋、茅盾等20余人第一批秘密撤离香港，到达宝安白石龙。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等21人，从水路经长洲岛、澳门撤离香港赴桂林。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乘船经长洲岛离开香港到达海丰马宫。

　　当时的白石龙有些荒凉，为了给文化人士带去点温暖，游击队给大家准备了有肉的晚餐。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回忆：“这一餐晚餐，真吃得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但我觉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错更好，永远忘记不了。”

图为港九地区营救路线。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为了保障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长途转移，广东地方党组织及东江游击队在香港、澳门、宝安、惠阳、老隆等地建立了数十个地下交通站和中转站。

　　由于从东江游击区转内地必经惠州，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奉命在东湖旅店设立惠州中转站。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离开白石龙后，便在游击队的武装保护下陆续抵达此处。如今，这里已打造成为“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

图为粤港地区营救路线。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秘密大营救”历时11个月，行程2万余里，将3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他人员共800多人安全转移至大后方。“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著名剧作家夏衍这样感慨。

1942年香港秘密大营救期间邹韬奋给曾生的题词。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夏衍1985年回忆香港秘密大营救的题词。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供图

　　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副馆长朱奕凡表示，“秘密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脉”，这批文化精英后续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以他们的名义设置的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奖”“长江韬奋新闻奖”等。

　　部分文字素材由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提供

　　记者：孙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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