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八一宣言》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90周年。

　　回望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结成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焕发出伟大的民族力量，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持。

　　今日起，本版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栏“同一个家园 同一首壮歌”，邀请中国内地及港澳台作家、海外华文作家撰写文章，一起铭记共御外侮的烽火岁月，缅怀铮铮铁骨的先烈英雄，镌刻全民族抗日的嘹亮壮歌。

　　——编者

　　1941年12月8日凌晨，在偷袭珍珠港的几小时后，日军悍然向香港发起猛烈进攻。

　　1941年12月25日黄昏，香港半岛酒店楼顶的米字旗在硝烟中缓缓降下。中环街头的圣诞彩灯还在闪烁，皇后大道东却已传来日军皮靴踏碎玻璃的声响。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恐惧和忧伤。兵荒马乱，到处枪声不断，普通老百姓拖儿带女，往哪里逃。这个世界怎么啦？他们来不及思索，只有悲伤和愤怒！

　　在这个被称为“黑色圣诞节”的日子里，港督正式宣布向日军投降，香港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

　　茅盾与邹韬奋

　　香港西边上环的坚尼地道，茅盾租用的是两层小洋房，花园显得有点萧瑟，平时这里是文化人经常聚集的好地方。邹韬奋曾经多次从九龙坐船来这里，与他商量如何办报，旨在扩大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邹韬奋建议茅盾在《大众生活》写连载小说，揭露当局的腐败和人民的诉求。此后，被称为“抗战第一篇长篇小说”的《腐蚀》就在这里完成了。

　　如今，看着香港被日本人掌控，很多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被敌人发现后被传话或逮捕，可能存在生命危险，茅盾忧心忡忡。他接到通知，要依靠香港地下党工作者和游击队的保护离开香港。他的心情极度复杂。这个地方，被英国占领，现在又被日本占领。中国人民将走向何方？中国何时才能强大起来？忧思填满他眉间的沟壑——那里沉淀着上海沦陷时的记忆，如今又要叠加上新的创伤：香港沦陷。

　　对于邹韬奋来说，这已经是他的第四次流亡。此前，他被迫从上海流亡到香港时，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该报的两大目标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奔走，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爱国救亡运动。此次再度流亡到香港，他仍然继续办刊。由他主编的《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最盛时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读者来信，广泛团结与影响了香港、内地及东南亚的华人。海内外华人抗日情绪无比高涨。

　　然而，香港沦陷，邹韬奋只得再度流亡。

　　1942年元旦过后的一个深夜，在游击队的秘密护送下，茅盾、邹韬奋、梁漱溟、廖沫沙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成难民，撤离香港，开始了史称“香港大营救”的大转移。

　　何香凝和柳亚子

　　即使是在游击队的接应和维护下，一些名人的撤离也是经过千辛万苦。何香凝、柳亚子因年迈体弱，不宜进行长途跋涉。为旅途安全，也走海路。

　　到了长洲岛后，本打算用机动帆船直接开往海丰县去，可日军却要没收所有的机动船只，船主只好拆下机器，机帆船变成了布帆船，完全借助风力行驶。

　　在海上漂泊数日，咸涩的海风灌进舢板。年过花甲的何香凝，静静地站在甲板上，凝视远去的香港岛。国破山河在，她想到很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一个浪头击打在船上，也重重敲打在她的心头上。个人生命不足惜，但我们的国家将要面临怎样的灾难？在这个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她恨践踏生命与人权的强盗，也恨当时掌权的执政党。是什么造成了百姓的苦难与深渊？她不免悲从中来。

　　“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何香凝、柳亚子在广东安全登岸，何香凝感慨地写下了《日寇侵占香港后回粤东途中感怀》一诗。柳亚子则写下了《流亡杂诗》，“劫余仍遣同舟济，揽辔中原共死生”，抒写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的舍生忘死，肝胆相照。

　　克尔与曾生

　　此次大营救除了救出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还营救了大量原港英军政人员、盟军遇险人员以及多国侨民。

　　1944年早春，美国飞虎队唐纳德·克尔中尉护航时，战机被日军击中。座舱内爆发浪涛般的火焰，克尔不得不跳伞逃生，最后降落在启德机场北面的观音山坳。日军派出千余人搜捕克尔，紧急关头，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以“围魏救赵”之计，护送克尔安全转移。

　　得知克尔抵达东江纵队总部后，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用英文给克尔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唐纳德·克尔，非常高兴得到蔡国梁队长报告，他们已成功将你从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的围捕中胜利安全护送，抵达东江纵队总部。我借此机会，对你的勇敢表示尊重和赞赏。也对你的负伤表示遗憾。此刻我正急切希望早日与你见面 ”

　　不久后，曾生与克尔见面，两人谈了很久。克尔后来给家人写信说，曾生看上去不仅很年轻、说话风趣而又周到。曾生还给克尔带来了一部从日军那里缴获的相机。克尔参军前曾当过摄影师，当天在司令部附近拍摄了多张照片，其中包括与曾生和东江纵队战士的合影。这些珍贵的照片不仅成为历史的见证，也记录下了中美盟友间深厚的情谊。

　　英勇的香港人民

　　香港沦陷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唯一一支成建制的、自始至终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

　　港九大队以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为主。位于新界沙头角的罗家大屋，曾是抗战期间港九大队的重要据点。从这个大屋走出的罗雨中、罗汝澄等11人，参与了指挥作战、民运、后勤、情报交通、医疗工作、营救盟军等抗日游击活动。在战火淬炼中，多人成长为港九大队的骨干。

　　1942年9月的一天，日军扫荡新界乌蛟腾村，将村民赶到晒谷场上，逼迫他们供出驻村游击队员下落。村长李世藩、李源培挺身而出维护村民，惨遭日军施以“吊飞机”“老虎凳”等酷刑，但他们始终不为所动。最终，李世藩被活活折磨而死，壮烈牺牲，李源培则被拷问至休克。

　　求生是人的本能，然而此刻，他们不仅仅是考虑个人存亡，他们背负着一个积弱贫穷的国家的苦难，他们知道，自己的同胞在炮火与刀尖下尸体如山。香江已成血海，他们把恨藏在骨子里。他们要站起来。祖国已受难，但凡作为一个血肉之躯，没有比这更悲痛的时候。城乡联动，男人女人，全村老少，都拧成一股绳。

　　据不完全统计，港九大队至少有115名烈士为保卫香港献出了生命。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将港九大队115名烈士名册放进香港大会堂，供市民瞻仰。

　　伟大的抢救

　　历经11个月，将800多名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及他们的家属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日军眼皮底下救出，且所有被救者无一伤亡。这是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营救行动。

　　要从日军刺刀下的孤岛香港撤离，回到千里之遥的大后方，不仅山险水恶、路途艰辛，更有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土匪设置的重重关卡，营救工作之难，难以想象。

　　在党中央的周密部署下，两条线同时进行。从港岛到九龙，再到宝安、惠州，沿途设立了无数个秘密交通站，它们像一颗颗珍珠，串联起了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

　　撤离时，许多文化人士伪装成难民，编好假身份，换上相应的服装，跟随游击队员翻越山区，绕开日军封锁。后来，茅盾在《脱险杂记》中写道：现在我们这一行，约有五、六十人，我们的“向导”和“江大哥”派的两人，走在最前，两支长枪，一支开路一支殿后，行李挑子则在队伍中段，我们走不快的几个也在中段，这场面多么威风。

　　成功撤离香港后，茅盾还在文中称赞此次营救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历史并不遥远

　　从罗湖乘坐东铁到金钟转港岛线，下一站即到中环。一路上，我试图回到历史现场，想象某个转角可能正叠印着邹韬奋奔走的足迹；太平山顶的泥石路，或许还埋着何香凝手杖划过的一个民族的悲伤；港九大队当年使用的“土电台”，在历史深处持续发送着“振我中华”的呼声。

　　在那段屈辱和备受磨难的岁月中，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拒之门外。电影《唐探1900》里，由周润发扮演的海外华人领袖白轩龄，在美国法庭上用英文痛骂那些高高在上的外国人时，他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智慧与立于世界之林的无限可能。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热爱和平。此时，我想起香港画家陈方远的作品《香港大营救》，画面上的每张脸孔都写着：舍生忘死。这段历史，被许多作家、导演、艺术家刻入自己的创作，以此来纪念与励志后生。是的，在面对世界的纷争时，你先要认识你是谁以及你对脚下土地的情意。

　　了解历史，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前行。（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