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昭军:《国史大纲》推出简体横排版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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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11月19日电 题:《国史大纲》推出简体横排版意义何在?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

  中新社记者 应妮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史大纲》;85年后,这一经典著作的简体横排版仍由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且尤为关注钱穆,日前他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阐述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这部经典著作推出简体横排版的现实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钱穆先生在抗战时期写就《国史大纲》。这一背景对读这本书有什么意义?

  张昭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逐步沦陷,因战局恶化,同年国民政府迁都。在中国半壁江山落入日寇之手的时代背景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国人纷纷加入抗战救亡的行列,史学工作者自应有所作为。

  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写作于1938年,次年竣稿,1940年正式出版。《国史大纲》成书的最大背景无疑是抗日战争。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史教育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北平史学界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但直至1938年,教育部门下令要求大学各院系一年级将中国通史设为必修课,仍找不到合适教材。这样,编纂一部适合抗战需要的中国通史就成为历史学家亟须完成的课题,其重要性已超出学术,而是事关文化救亡,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为抗战编写的大学历史教材。读《国史大纲》绝不能脱离这一背景。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先生诞辰130周年,《国史大纲》简体横排版的推出,显然有重要纪念意义。

2022年5月28日,一名学生从西南联大校门旧址下走过。抗战时期钱穆先生就在这里著成《国史大纲》。中新社记者李嘉娴摄

  中新社记者:《国史大纲》与当时其他的新史学著作相比有哪些特点?

  张昭军:首先,这是一部国史。钱穆以“新国史之马前卒”自喻。1937年,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时明确指出: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其态度应该与外国人眼光中的中国史,以及外国学校里讲述到的中国史,绝对不同;所谓的不同,并非去抹杀伪造历史事实,而是对于历史事实应有轻重、先后、大小、缓急之分,尤其是应有本民族的感情。他对国史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国史大纲》的任务必然是探讨和揭示本国史的独特价值,而不是立足批判和自谴。

  其次,这是一部通史。《国史大纲》发扬自司马迁《史记》到郑樵《通志》的“通史家风”,主张通古今之变,经世致用。通史要解决现实问题,用钱穆的话来说就是:从现实中找问题,从历史中找答案。为适应抗战需要,他对《国史大纲》给出明确定位:一是要告诉国民历史真相,向国民提供必备的历史知识;二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一定有其独具的生命活力和生存秘诀,要将此展示给国人,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三是该书读者定位为国民而非专业研究人员,要能激起国民爱国情感,振奋民族精神。

  再次,这是一部文化史。他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采取广义文化史的写作方法。从文化的角度看历史,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钱穆认为,民族与国家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国家规模宏大,这是文化造就的,而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来的。中国历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这是他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全书的主旋律。中国广土众民,民族文化光辉灿烂,历史上依靠中华文化,渡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且不断发展壮大。钱穆强调,只要发扬民族文化的精神,中国终究会战胜日本。

2014年4月26日拍摄的位于台湾东吴大学内的素书楼,是已故国学大师钱穆自香港来台湾定居后的故居。现成为后学瞻仰之地。中新社记者 陈立宇 摄

  中新社记者:《国史大纲》强调中国的生命活力在文化。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张昭军: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是《国史大纲》的一大特色,也是理解这部书的一把钥匙。钱穆认为,历史、文化、民族是三位一体的,文化是历史的灵魂,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文化,也就没有历史、民族和国家。因此他说中国的生命活力在文化,民族和国家的衰落与危机,也要从文化上找原因。这就是钱穆先生的历史观。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一反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停滞论”“专制论”“封建论”等说法,展示了中国重统一、尚和平、不断趋于平等化的传统。这是他通过中西历史比较得出的判断,认为中西双方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以“中国停滞论”为例,钱穆认为“西方于斗争中见精神”,近代西方新兴的民族国家,是以全新姿态出现的,西方文明给人以不断变动之感。中国史以一贯的民族传统与文明传统而绵延不断,历史上的具体变动,伤害不到文明的大传统。

  他认为这是中西双方历史形态一个很大的不同,因此影响到双方的历史观。西方人看历史,根本上是变动的,常由这一阶段变动到另一阶段。但中国人看历史,则永远在一个“根本”上,与其说是变动,不如说是转化和绵延。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不是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增添出另一番新的,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大的过程。他强调,我们看中国历史应有中国人的立场,不能人云亦云,轻易附和西方的说法。钱穆以文化为本位观察中国历史,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当下的中国仍应在发扬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寻求突破。

2025年8月22日,亮灯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花坛扮靓北京长安街,吸引民众参观打卡。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

  中新社记者:《国史大纲》简体横排版的推出,降低了阅读门槛。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对这部书很感兴趣,您建议如何读这本书?

  张昭军:《国史大纲》自出版以来,一直以繁体版本面世,不断有读者表示期待简体版。为了便于让更多当下读书人阅读,家属决定授权简体字版,希望以此增进年轻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深入认知和关注,更大程度实现钱穆著书的寄望。

  我建议现在年轻人读这本书要注意几点:

  第一,要“顺着读”,不能“逆着读”,以谦虚的态度而不是怀着成见去读。《国史大纲》的内容和风格,与今天的教科书有所不同,因此首先要对作者抱有敬意,这才能明白作者的主旨和思路,尽管可能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第二,要看其大处,不拘泥小节。《国史大纲》是钱穆以一人之力在战争时代写成的通史,非常不易。从大处看其整体结构、主干主脉和核心思想,这样才会有所收获。

  第三,要看其精神方向,这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从中国历史内部探寻和阐发的一部书,其根本指向是追求和平,即激发国民的爱国热忱,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国史大纲》将历史与现实看作一个整体,强调继承传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现实问题,这对于当下仍有启发意义,应予以重视。(完)

  受访者简介:

张昭军。受访者供图

  张昭军,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学科专家组成员、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重点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聘用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晚清民初的理学与经学》《清代理学史:晚清卷》等。主编《中国文化史研究》集刊、《中国近代文化史》(国家级规划教材)、《柳诒徵文集》12卷。

【编辑:刘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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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5.1.7

更新时间:2025-11-21 0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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