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辛旭:儿童权利如何进入大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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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心直播》 东西问丨辛旭:儿童权利如何进入大众视野?
中新社北京11月20日电 题:儿童权利如何进入大众视野?
——专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辛旭
作者 刘洋
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儿童从历史上被忽视的群体,到成为法律明确保护的权利主体,其背后是社会对“童年”认知的重构,也是儿童权利从道德关怀走向制度保障的跨越。
近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辛旭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儿童权利如何进入公众视野,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等文件如何重塑全球儿童的生存境遇与社会角色。
2020年11月20日是世界儿童日,重庆标志性建筑解放碑WFC环球金融中心为世界儿童日亮灯。中新社记者 周毅 摄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儿童权利是如何进入大众视野的?
辛旭:在历史早期,尤其在西方世界,并未将儿童视为与成人不同的特殊群体。当时“儿童”一词还常用来指称“儿子”“男仆”等。儿童的保护责任主要由宗教伦理和家庭承担。
17、18世纪,哲学家如洛克对儿童自然权利的阐述、卢梭对儿童天性的强调,推动了观念转变,“道德关怀”逐渐向“权利意识”过渡。
19世纪,《雾都孤儿》《悲惨世界》等现实主义作品引发社会对儿童保障问题的关注。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区分出“青春期”概念,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童年经历的复杂。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则将儿童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引入史学研究,推动对“童年”的专门研究。
在中国,宋代已出现独立的儿科医学,明清时期也设有慈善机构救助孤儿,但这些多基于道德责任,对儿童的关注集中于教化与养育,主要由家庭和宗族承担。此外,中国古诗词作品中也有对战乱中儿童悲惨遭遇的描写。这些描写虽未言明儿童权利,却已触及现代概念中最基本的儿童生命权保障问题。
现代儿童权利观念在中国的形成,主要受晚清时期近代民族危机和启蒙思想传播的影响。儿童逐渐被视为国家未来的主人,保育和福利开始制度化。五四运动时期,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传入中国,被广泛接受。当时的知识精英在文学、医疗等多领域推动以儿童为主的事业,将儿童保护纳入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这一时期不仅留下了丰富的儿童相关文献,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以儿童为中心的专业研究。
儿童权利真正成为国际共识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4年,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批准了旨在保护儿童权利的《日内瓦宣言》,在国际层面首次形成儿童权利共识。1989年,联合国大会批准决议,宣布《儿童权利公约》开放供签署,使得真正全球性、系统化的儿童权利规范得以确立。公约明确了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确立了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由此可见,儿童权利的发展伴随社会对“童年”的发现与认识,经历了从道德责任到法律制度的漫长过程。
当地时间2013年9月22日,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德国“儿童救援协会”主办的“世界儿童日”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举行。中新社记者 黄霜红 摄中新社记者:《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有何划时代意义?它如何改变全球儿童的处境?
辛旭:美国学者詹姆斯·施密特曾提出:儿童权利的结构本身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这一问题促使人们重新理解“依赖性”并不单指儿童与生俱来的弱势,还意味着在家庭、法律与社会制度中共同生成的关系结构。
1989年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突破了过去以保护为中心的传统模式,重新审视“依赖性”,不再把儿童视为被照看、被塑造的对象,而是承认儿童拥有不可被替代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他们权利的一部分,而不是成年后才会“降临”的品质。
公约的通过不仅在法律形式上确立了一套全球共享的儿童权利框架,也推动各国重新组织自身的儿童政策体系。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定位了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儿童不再被视为“未来的公民”,而是“正在参与社会的当下成员”。这种视角的变化使今日的儿童研究必须同时看到两个面向:一方面,制度如何为儿童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儿童自身以何种方式表达、行动、回应并在社会过程中占据位置。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20日,《儿童权利公约》30周年纪念活动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儿童的权利保障面临哪些特殊诉求?
辛旭:移民儿童的权利问题尤为复杂,涉及身份、文化、法律等多重维度。首先是身份与法律保障。许多移民儿童因国籍、户籍问题难以获得基本权利。例如跨国婚姻子女的出生登记、居留权等,常因政策变动而陷入困境。
其次是文化适应与认同危机。移民儿童可能因语言、习俗差异而遭受歧视。此外,教育权与健康权也是关键。
《儿童权利公约》强调所有儿童都应享有平等权利,不论其身份是否合法。因此,移民儿童的权利保障需要跨国界、跨系统的协作,既要保护其生存与发展,也要尊重其文化根源。
近年来,国际学界对移民儿童的关注,日益从社会政策与发展心理学领域扩展至儿童史与全球史研究。近五年的研究强调,移民儿童并非迁移过程中的被动附属者,而是在跨国迁移的制度规训、家庭分离与再团聚、边境政治与教育体制之间积极行动的历史主体。他们的日常经验,从语言学习、学校互动到跨国情感维系构成了现代迁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移民儿童权利的讨论也需认识这一点。(完)
受访者简介:
辛旭。受访者供图辛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儿童史学科史和英国儿童史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文化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儿童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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