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上海2月10日电 题：被日本掠夺的唐鸿胪井碑为何是中国流失国宝的“头号追索目标”？

　　——专访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教授

　　中新社记者 樊中华 许婧

　　今年年初，《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下称《总汇》)一书在上海发布，近120万字的史料文献让流失日本逾百年的国宝中华唐鸿胪井碑再度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

　　公元713年，唐朝鸿胪卿崔忻奉命出使渤海国，册封靺鞨(又称“靺羯”)族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次年返程途中，崔忻在位于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的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并在一块高近1.8米的巨石上刻下29字碑文“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是为唐鸿胪井碑。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日本获胜后，于1908年将唐鸿胪井碑及碑亭掠夺回国，藏于其皇宫专门收藏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建安府中并秘不示人。

　　唐鸿胪井碑承载着怎样独特的历史价值，为什么被相关学者认为是中国流失国宝的“头号追索目标”？诸如此类被掠夺流失文物的“回家”之路还有多远？近日，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总汇》主编之一，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教授。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当时唐王朝与渤海国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唐鸿胪井碑是“中国的国家主权石”？

　　段勇：中国东北靺鞨族受唐王朝册封建立的渤海国，是在古代中国“天下观”体系内的边疆地方政权，虽然有较强独立性，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深受唐王朝影响，史称“车书本一家”。它在唐王朝治理体系内，与秦汉以降的郡县制直接管理模式有所不同，更类似西周因地制宜的分封制，是当时中央政府对边疆的不同管理模式。崔忻在封疆盛典后返程途中，在重要中转站凿井，一方面是造福往来使者和商旅，另一方面也是崔忻以其地位和使命不可能像霍去病“封狼居胥”和窦宪“燕然勒铭”那样大书特书来纪功，所以只能巧妙地借凿井利民来间接记录自己奉命出使册封的功业。唐鸿胪井碑不仅印证了史书关于中国东北地区正式纳入唐王朝版图的史实，而且是当事人在当时的第一手直接物证，价值和意义都特重大，堪称“功在当时、利在千秋”。

　　中新社记者：唐鸿胪井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日本作为“战利品”“国有财产”收藏并不公开展示，中国学者对其的持续研究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历程？

　　段勇：日军在日俄战争后占领旅顺，发现唐鸿胪井碑并确认其重大价值后，秘密将其拆解装船搬运到日本且安置在皇宫禁区，导致中国学者长期难以知晓具体状况。幸有乔德秀在1911年编著的《南金乡土志》明确记载“其石今为日本汽船载去”，罗振玉1920年前后从日本带回的碑文主体拓片让我们窥见崔忻铭刻原状，但对全石面貌仍无所知。几十年后，国内学者才从进入皇宫亲眼见到唐鸿胪井碑的日本学者渡边谅的论文中了解到唐鸿胪井碑全貌，并围绕崔忻姓名、铭文解读、相关史实等形成了研究热潮。之后，在日本学者酒寄雅志披露的日本海军省档案中，直接记载了唐鸿胪井碑被送进皇宫之事，进一步证明其名为“战利品”实为被掠夺的流失文物，从而多次在中国形成民间宣传、追索高潮，并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响应，比如前有平山郁夫先生推动中日交流，后有日本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的成立。此次《总汇》发布会上，中日多家机构也签署了《关于呼吁日本返还唐鸿胪井碑的上海宣言》。这些都说明追溯返还唐鸿胪井碑是中日两国民众的共同立场，也体现了人类呼唤道德良知、追求公平正义的共同情感。

　　中新社记者：《总汇》中有哪些内容是首次呈现？它的发布，对于逾百年的唐鸿胪井碑研究以及敦促日本返还这一文物有怎样的意义？

　　段勇：这次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与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合作编印《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将最全面的相关照片、拓片、文献、档案、论文汇聚一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日本劫掠唐鸿胪井碑的非法性和中国要求其返还唐鸿胪井碑的正义性。《总汇》主要收录的是公开发表过的资料和论文，不包括内部报告和非正式发表材料。其中有一些过去罕为人知的重要照片，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细节或纠正了一些误解。特别是大连鸿胪书库近年征集到的唐鸿胪井碑在旅顺原址的远景照片，能与过去已知其在旅顺原址的近景照片形成互证；还有1923年出版的《宫城写真帖》中关于日本皇宫建安府的照片，可见其侧面的唐鸿胪井碑，帮助确证了该碑所在的准确位置，这都是新收获新进展。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唐鸿胪井碑是中国流失国宝的“头号追索目标”？对于帮助如唐鸿胪井碑这样的被掠夺流失文物“回家”，世界各国还可做出怎样的共同努力？

　　段勇：唐鸿胪井碑之所以被我和其他一些学者称为“头号流失国宝”和“头号追索目标”，一是因为它是最有“分量”的流失文物，重达9.5吨，在中国所有流失文物中应属首屈一指；二是它是承载着中国国家大一统、民族团结、边疆归属的直接物证，在所有流失文物中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三是它是100%纯粹的非法流失文物，不仅文化遗产不能作为“战利品”是国际共识，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国宝被日本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掠走都是毫无道理的。何况“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已经从法理上完全剥夺了日本非法攫取的各种权益，因此理应优先追索返还。

　　对于流失文物的追索返还，目前国际上的法理依据主要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54年通过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俗称《海牙公约》)、于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1995年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在公约精神下，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建立了相关协调机制，许多当事国之间也建立了双边谅解备忘录机制。近年来，欧美部分国家在殖民背景文物的梳理和返还上已经初步出现比较可喜的趋势，然而日本迄今仍明显落后于当代国际潮流。因此，我们敦促日本政府顺应中日民众呼声，尽快跟上国际社会的前进步伐，通过返还唐鸿胪井碑来纠正历史错误，以实际行动促进中日友好，并参与构建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国际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新秩序。(完)

　　受访者简介：

　　段勇，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司长。现兼任国际博物馆协会研究与交流中心管委会副主席、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是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业遗产”专家组专家。长期从事艺术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研究。

　　迄今出版了《国宝星散复寻踪——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千秋拾雅：乾隆“三希”“四美”与“三友”》等六部专著和《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部译著，发表了《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普世”问题——兼论我国处理非法流失文物的对策》《抗战时期的国宝大迁徙及其影响》《大学博物馆：守望与超越》等90余篇专业论文和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