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7月21日，《村庄无小事》新书发布会在贵州晴隆县举行。新书发布前一天，作者张冬冬带着这本记录战马村变迁的非虚构作品，回到了他曾经驻村两年的地方，把书亲手交到乡亲们手中。他说：“记录村庄的书，就应该回到村庄。”

　　从北京到战马村，2300多公里。时隔五年，这位曾经的驻村第一书记以“送书人”的身份归来，而村民们以一场自发聚拢的重逢，回应了这场迟到的“归还”。

　　从抵达到重返，从记录到归还，一粒尘落回了它曾短暂停留过的风里。

　　“再回战马村看看吧。”这个声音，一直在张冬冬耳边萦绕。

　　不是不想回去，张冬冬觉得，他只是那片风里，恰好经过战马村的一粒尘。

　　尽管无数次习惯性拒绝“回去看看”的邀请，但“战马村”这三个字，却无法从他的记忆褶皱里剥离出来。

　　时光如水，静默不言。从2021年7月7日离开战马村的那一天起，那些无法抹去的一件件小事，让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与其刻意去克制，倒不如把这份情绪沉淀下来。

　　况且，也就在离开战马村的那一天，村民向他提出了“三个不准”：不准拉黑微信，不准不接电话，不准不回来。前两条他一直坚持着，后一条却一直没兑现。

　　于是，他开始讲述。不管是作为博士生的英语课堂上，还是作为教师的培训授课中，作为嘉宾的访谈发言里，他都把帮助村里的“老奶”(黔西南方言，指年长的女性)销售土鸡蛋、推销高山糯小米这样的一件件小事，讲给华侨华人和外国友人听。

　　于是，他开始记录。从2019年7月29日启程赴贵州晴隆县那天起，在晴隆县、在战马村的一幕幕，像电影胶片一样在脑海里回放，最后落成了电脑文档里的一段段文字。

　　在张冬冬看来，结束两年驻村生活后，他便是一个带着满身泥土味、与贵州这片大山结了一辈子缘分的普通人。不论他在与不在，战马村依旧运转。如果要回去，就不能只是“看看”，必须带着清晰的观察意识，带着问题，而不是带着身份。

　　正是这份谦卑和思考，让那些散落的记忆逐渐固定成型，最终呈现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42万字的非虚构作品《村庄无小事》，记录脱贫攻坚等国家政策在中国西南一个普通村庄如何一步步落地，转化为一个个家庭具体的生活。

　　一

　　2026年7月20日，张冬冬终于回到战马村，除了见故人、叙旧事、寻乡愁，最重要的是，给乡亲们送去《村庄无小事》。他说，记录村庄的书，就应该回到村庄。

　　从京城到战马村，接近2300公里的距离，他不知走了多少遍。而这趟行程，与初次的进入相比，他觉得无比轻松。

　　飞机起飞时，他刻意地从舷窗往下看，仿佛时间又回到了2019年7月29日。

　　那一天，看着机场跑道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城市的轮廓慢慢消失在视野中，他是迷惘的，不知道“书卷味”与“泥土味”的融合，酿出的是清苦、辛辣还是甘甜。

　　时间给出了答案。在晴隆驻村的700多个日日夜夜，他走访一户户人家，核对一项项收入，跟进一个个产业项目，见证了当地如期实现脱贫，也收获了村民们的信任与情谊。

　　飞机降落贵阳，再从贵阳坐车到晴隆县城，短暂休息期间，张冬冬的心已往战马村飞去了。

　　车沿着西泌河两岸的山路蜿蜒前行，窗外是那熟悉的弯道。

　　一片村集体公共设施坐落在村口最显眼的位置，三栋崭新的建筑，门厅敞亮，外立面灰砖白墙，窗明几净，在午后的阳光下格外精神。

　　张冬冬推开车门，站在三栋楼前的广场上，环顾四周，停车位规规整整，还建了公厕，干净敞亮。“我离开战马村的时候，这几栋楼才开始打地基。现在，全都用上了，人也住进来了。”张冬冬话里满是欣慰。

　　“这是公寓建成后我第一次到实地看，和我们当初设计的一模一样，每个房间都配了卫生间，一楼有厨房和餐厅。”在乡村人才公寓楼，他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进去，细细地看。看到有人居住的痕迹，眼里泛着光，“只有把人留住，战马村才有未来。以前，村里没有宿舍给在这儿工作的‘外乡人’住，我住的是清理出来的库房，大多数干部每天得往返镇上。如今条件好了，人也就留下来了。”

　　五年前，战马村没有教师宿舍和驻村干部住房，在村里工作的老师们每天都要奔波于村和镇之间。得知中国扶贫基金会“陈赫爱心公益基金”有关项目后，张冬冬积极联系争取。基金会多次派人到村里实地考察，最终决定投入200万元资金用于战马村乡村人才公寓和产业孵化馆建设。在县、镇、村和公益机构的共同推动下，项目顺利落地建成，改善了驻村干部、教师等人员的住宿条件，也为村里的产业培育提供了新的空间。如今，这两栋建筑静静地伫立在村口，像两只张开的臂膀，稳稳地接住了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

　　出了公寓大楼，张冬冬径直朝新村委会办公楼走去。推开门的瞬间，眼前的一切让他微微怔住。

　　“独立的打印机、专门的办公室、规范的党员活动室……和五年前比起来，变化太多了。”张冬冬环顾四周，语气里满是感慨。

　　正说着，战马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易应成闻讯赶来，一把攥住他的手，力道大得像怕他再走掉：“张书记，你终于回来了！你看看，这沙发是你留下的，这桌子也是你留下的……我们都搬了过来。”

　　话音未落，门口“咻”地闪进来一个人。“张书记！”战马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江禹尚抱着张冬冬说：“五年了……”声音里夹着哭腔，眼眶一下子红了，泪水在里面直打转。

　　张冬冬看着他，笑了：“我来的时候，你还是村里的贫困户。你看，现在都能在村委会为乡亲办事了。”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张书记盼回来咯！”江禹尚抹了一把眼角，话匣子这才彻底打开，“那年，你第一个问我要不要搬到镇上去住。我说我要留在这里，把机会让给其他人。后来那批搬迁了19户。再往后，村里有活路你们就喊我——修路，我开拖拉机拉沙；修水池，你们也找我。我们的路越来越好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2023年，我在县城也买了一套房，小孙孙在县城读书……就是，我们都很想你。”

　　江禹尚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却更重了：“张书记，我从来都不拿你当书记看，是当兄弟。”

　　“所以我一直叫你老兄。”张冬冬接过话茬，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行人边走边看新村委会大楼的布局。“这些你们也还留着！”张冬冬盯着放在门口的一摞小塑料凳子愣住了，他太熟悉了。那是他为了给孩子们开设“星光影院”——傍晚给孩子们播放露天电影，从村里停业的一家私人幼儿园5块钱一把收来的。墙上的挂牌、“六比六评”时的锦旗……张冬冬留下的一件件旧物安静地分布在崭新的空间里，像一段段被小心安放的记忆。

　　张冬冬的目光从这些物件上一一滑过，原来老村委会办公室的那些痕迹都还在。它们跟着搬了过来，不声不响，却把五年前的时光一并带到了眼前。

　　二

　　入伏后的战马村，山间蒸腾着湿热的水汽。

　　下午，太阳正烈，车稳稳地停在战马小学门口。张冬冬拎着一箱书下车，朝杨惠的小卖部走去。

　　张冬冬看到，小卖部与五年前相比，货架变了，东西多了，感觉主人的日子也厚实了。

　　“要买什么？”杨惠正埋头算账，没顾得上抬起头来。

　　“我想借一把剪刀。”张冬冬回答。

　　那熟悉的声音，让杨惠惊了一下，迅速抬起头来——“张书记，你回来啦！”

　　“回来看看你们，怎么样，大家过得都还好吧？”张冬冬接过杨惠递来的剪刀，一层层拆开塑封。“我还给大家带了点‘北京特产’。”

　　“北京特产？是烤鸭吗？”“张书记你回来就好了，还带东西！”乡亲们在旁边七嘴八舌。

　　“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是一本书。”张冬冬笑着掏出一本，翻开书页，找到《小卖部与一张证》那一章，对疑惑不解的杨惠说：“这本书是我写的，里面有你的小卖部的故事，送一本给你，等你家孙孙大了让他看。”

　　杨惠慌忙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接过书，看到密密麻麻的铅字里果然写着自己的故事——写她的小卖部的改造与变化，写她在张冬冬的帮助下办下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卖豆豉，写拿到证那天，她高兴地给张冬冬看……

　　“谢谢张书记咯，我都没有送过什么给你，你还送书给我……”杨惠的声音忽然低下去，一只手拿着书，一只手牵着小孙子，转头看向小孙子，一字一句地说：“你以后好好读这本书，晓得不？要记住这个小卖部的故事，记住张书记帮我们的事。”小孙子懵懂地点了点头。

　　小卖部门口，人越聚越多，日头晒得地面发烫，可谁也不肯挪进屋里去。

　　“张书记，走屋头克。(黔西南方言，意为“走，到家里去”)”

　　“听说张书记来了，我们就跑过来看看他。”

　　“张书记，你还记得我不？那年我……”

　　七嘴八舌的乡音裹着热气扑过来，张冬冬被围在中间，有人拍他肩膀，有人拉他袖子，还有老人家攥着他的手不放，粗糙的掌纹硌着他的手背，像战马村这些年扎扎实实走过的路。

　　他笑着指向人群中的一位老人：“这个‘老奶’，当年拿30枚鸡蛋卖给我们，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收鸡蛋之路’，一筐又一筐放在汽车后座拉到县城卖，所以那篇故事叫《被安全带绑住的鸡蛋》。”

　　话音刚落，周围一阵笑。张冬冬一句一句地应着，一个一个地认着，寒暄几句近况，问几句收成。末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稳当：“晚上老地方开院坝会，大家都来。”

　　“来！咋不来！”

　　“张书记喊开院坝会，再忙都要来！”

　　告别小卖部门口的热闹，张冬冬沿着村道往前走。

　　五年前的路坑坑洼洼，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灰，如今路面平整多了。两旁的玉米地碧绿，苞谷棒子正灌浆，空气里全是农作物混着泥土的腥甜。

　　“来贵州当驻村第一书记之前，我看了很多报道，也买了好几本讲如何做好乡村基层工作的书来啃，还翻来覆去地看纪录片《出山记》，学着听贵州的方言。可翻遍了那些书，没有一本告诉我，该怎么真正‘走进’一个村庄。”他边走边回想，脚下的步子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到了村里我才明白，这里并不需要我——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为了让自己真正融进去，为了摸清他们到底缺什么、想什么，我每天都走寨串户，一家一家地敲门，一户一户地坐下聊。”那时是为了融入，如今再走这条路，却像回家。

　　五年前的步子还响在耳畔，五年后的他，又这样走起来，串起寨子，像串起久别重逢的邻里。

　　一路上，张冬冬见到了当初常借她家场地开坝坝会的陶清粉，还有几位熟面孔——老人易辉忠、江开富、易应荣……一张张晒得黝黑的脸，皱纹里夹着笑，像是这片山坳里最朴素的坐标。

　　遇到易辉显时，她正坐在小板凳上和邻居聊天。

　　“大姐，最近怎么样？”听到有人用普通话问候，易辉显从凳子上猛地站起来，愣了几秒。旁边洗衣机正轰隆隆转着，水声和衣物搅动的声音把这一刻的安静敲碎。

　　“张书记，是你啊！我家娃娃在手机上刷到你发新书的消息，说你要来，特意打电话喊我在家守着，莫走远。”她说着，走上前，一把拉住张冬冬的手，“娃娃还讲了，一定要留一本书给家里。”

　　顺着路往前走，来到一栋盖了好些年、却至今没装修的砖房前。战马村村民杜建正拎着水管冲凉，听见有人来，赶紧拿毛巾胡乱擦了一把，套上一件干净的旧T恤，快步迎出来。

　　张冬冬一见他就笑了：“你现在还爱喝酒不？那年我刚到村里，你头一个提着一瓶酒来找我。”

　　杜建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早就不喝了。现在做点农活，还在村里公益性岗位工作，负责打扫村道卫生。村里的路干不干净，是我的责任。”说着，他把手搭在张冬冬肩上，把人往屋里引。

　　“爹，张书记来看你了。”杜建朝里屋喊了一声。

　　杜建八十多岁的父亲杜胜明正躺在旧沙发上休息，听见动静，挣扎着要坐起来，手撑着墙，身子晃了晃。“哪个？张书记来啦……”声音混着浊重的喘息，五年前还硬朗的脊背，如今已塌下去不少，可那双眼睛望过来时，还是亮了一亮。

　　相依为命的父子俩，如今也有了很大变化。杜建不再碰酒，成了村里的保洁员；从前是父亲做饭、催他吃，如今换他守着父亲一日三餐。日子翻了个个儿，但那份相互依靠的情分，一点没变。

　　战马村的道路越扫越干净，房前屋后也齐整了许多。可村子再变，村民依旧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淳朴、热忱，见了他，还是像从前一样，微笑着亲切地喊一声“张书记”。

　　三

　　日头西斜，光线从刺眼的白渐渐化开，染上一层温润的金，轻轻落在村子的屋檐、树梢和路上，把一切都镀上毛茸茸的边。张冬冬走到老村委会办公室拐弯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那栋老屋还在。二楼的墙面已经斑驳，几处墙皮翘起了角，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楼下的白色瓷砖墙倒还算齐整，映着斜阳，泛着温润的光。“第一书记办公室”的牌子还挂在门上，那层红漆褪了大半，露出木头的底色，像一个人慢慢白了头发。

　　门口的泥地里，小番茄挂着一串串青红的果，佛手瓜藤攀着玉米秆往上爬，玉米已经背上了沉甸甸的包。他抬起头，远山叠着远山，满眼翠绿，风吹过来，瓜叶和玉米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老屋在替他说一句没出口的话。

　　刚迈进老村委会门前的院坝，村民们便呼啦啦围了上来，一双双眼睛在他脸上来回打量，满是诧异和心疼。

　　“张书记，你的头发咋白了？”

　　“张书记，以前你不是白头发啊……”

　　张冬冬抬手摸了摸鬓角，笑了：“我的头发在战马时就白了，只是那时候为了维护在你们心中的形象，就一直染。现在和自己和解了，不染了。”

　　众人听了，一时无言，只是默默看着他，眼底涌着说不清的滋味。

　　推开第一书记办公室的门，原本办公的房间如今堆满了村里的闲置桌椅。再往里走，是那间卧室——旧窗户纸还贴着，边角已经泛黄卷起。“我之前就在这里办公和住宿，夜晚能听到村里的摩托车声、狗吠、鸡鸣和虫叫。”张冬冬站在门口，目光落在窗台上的灰尘上，“一住就是两年。”

　　第一书记办公室旁边，便是村卫生室。张冬冬站在门口，隔着玻璃窗往里看，目光落在角落一个药箱上，忽然笑了。

　　“你看，那个是我来的时候带来的药箱，现在还在那儿。”他指了指。

　　2019年夏天，接到要来贵州的消息时，张冬冬第一件事就是备了一个药箱，塞满了感冒药、退烧药、止泻药、创可贴……生怕在山里生了病买药不方便。“那时候心里没底，不知道村里什么样，觉得有个药箱在，好歹踏实些。”他笑着说。

　　一旁的图书室里，战马村返乡大学生刘荣婵给张冬冬介绍着如今的运营情况。一排排书整齐地立在架上，窗外的光斜斜打进来，落在书脊上，安静又妥帖。从村里缺少公共阅读空间和课外图书资源，到如今有了这间像模像样的图书室，张冬冬站在那里，恍惚间像是看见了当年一箱箱书运进村的样子——沉甸甸的，带着油墨味，也带着某种说不清的希望。然后，他把自己的《村庄无小事》插入架子上的书中间。

　　刘荣婵说：“看了张冬冬书记写的《村庄无小事》，我才真正了解他驻村的那些日子。书里写的都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可读下来才明白——百姓琐事，皆是民生大事。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觉得基层是最好的课堂，也希望更多年轻人愿意扎根乡村，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群众的烟火日子。”

　　夕阳西下，温润的余晖斜斜铺在老村委会的门廊前，把几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第一书记办公室门口，战马村村民江开勇和谢开朝在张冬冬身旁坐下。晚风裹着西泌河河谷的水汽涌上来，凉丝丝地掠过衣角。

　　张冬冬翻开手中的《村庄无小事》，翻到第439页。那一页写的是村民们送他离开战马村时的场景——“孩子们挤在前排。有人大声说：‘长大以后要做冬冬书记这样的人。’那声音清亮，没有拐弯……”

　　他缓缓念完，合上书页，三个人都没说话。

　　风从老屋的门缝里钻进去，又从新楼的窗口溜出来，带着玉米叶的沙沙响，吹过旧墙也吹过新梁。张冬冬抬眼望去，身后是旧村委会斑驳的墙面，远处是新村委会敞亮的轮廓，中间隔着他离开又回来的这五年。他忽然觉得，自己不是站在两栋楼之间，而是站在一段时间的褶皱里——一面是来路，一面是远方；五年过去，村庄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他的生命里，也随着这本书被更多人看见。

　　四

　　傍晚，战马小学操场上，村民们早早便聚拢过来，三三两两站着，目光却频频往校门口张望，像是在等一阵风吹来某个熟悉的身影。

　　“听到张书记回来了，我特意从县城赶回来。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很多事，我们很感谢他。”战马村69岁村民江开尚搓着手，笑得眼角堆起褶子，“9号那天就听说他要回来了，这几天心里头一直挂念着，就盼着能早点见一面。还是那么亲切，一点没变。”话里带着笑，尾音却被风吹散在暮色里。操场上的灯光次第亮起来，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等了很久终于落定的尘埃。

　　原计划的“院坝会”终究没能按原来的形式开起来，因为乡亲们都轮着和张冬冬叙旧。江开尚先拉着一个年轻人走上前：“张书记，这个是我的小孙孙江登峰。”

　　江登峰接过话，语气里带着几分腼腆，更多是郑重：“张书记来时我正读高三，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听说您把我们的故事写进了书里，我们都很期待……”

　　人群里，一位年轻妈妈拉着一个小女孩往前走了两步。小姑娘仰头望着张冬冬。妈妈笑着说：“张书记，这是我家小女儿，你走的时候她还很小，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张冬冬眼睛一下子亮了：“我记得她——她就是当年打电话告诉我灯没有关的那个小女孩。”小姑娘听了，不好意思地往妈妈身后躲了躲，嘴角却偷偷翘了起来。

　　操场上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暮色渐浓，灯光把每个人的脸照得暖暖的。那些话，那些目光，那些不曾走远的情分，都像这晚风一样，轻轻吹过战马村的每一个角落。

　　这时，江开喜从学校门口慢慢挪过来——走路有些僵硬，步伐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用力。

　　刚一走近，他便攥住了张冬冬的手，话匣子像是被那只手拧开了：“我看到有人来村里，我很高兴。村里的路好了，来的人也多。我生病了，现在家里全靠我老婆一个人撑着。大女儿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小女儿今年也毕业了，回来照顾我……都是我啊，拖累她们，让她们很辛苦。”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现在记不清人和事了，脑子混乱得很。但是为村里做好事的我记得——我记得那年来的那个书记张冬冬，我还欠他一面锦旗没送出去……”

　　“我就是张冬冬。”张冬冬轻轻接过话。

　　江开喜愣了一下，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忽然眼眶泛红：“你就是张书记啊……你瘦了。不好意思，我生病记不清了，都没认出你。”

　　2023年，江开喜因脑出血做了手术，不久后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他原本在当地小有成就，一场病下来，积蓄见了底。妻子为了照顾他，留在了家里，一步不敢远走。后来他慢慢能自己行走了，才劝妻子出去上班，不要整天守着他。“现在国家政策也好，村里晓得我的情况后，就及时给我补助，帮了大忙。我现在可以自己走了，我就喊我老婆不要担心我，每天给我做好饭，我可以慢慢热了吃。”他絮絮叨叨地讲着，像是在跟张冬冬交代这一路走来的细碎日子，“就是小女儿刚毕业，工作还没得着落……张书记，想要你的一本书给小女儿看，让她多学点。”

　　张冬冬认真地倾听着，不时地点点头。他记得，2021年他离开战马村后，接到了江开喜给他打来的电话，说要送一面锦旗给他，但当时他已经回到北京了，就没有放在心上。

　　“今天见面，他仍然记得那一面没送出的锦旗。”张冬冬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

　　操场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自己的变化，聊着一件件平常小事。

　　张冬冬站在人群里，静静地听着，就像自己书的标题：《村庄无小事》。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每一件小事背后，可能都关乎一个农户家庭的生计、孩子的上学、老人的就医。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背后连着的，都是国家大事。

　　他顿了顿，目光从每一张脸上缓缓扫过，他突然发现，他写下来的，虽然只是一件件小事，但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国家最真实的肌理和温度。

　　村庄无小事，故人再相逢，聚散终有时，后会亦有期。

　　张冬冬的书中写道：“走的那天，我才知道，是他们把我从一个只会在纸面上讨论问题的人，变成了一个真正踩过泥、挨过骂，也流过泪的人。”

　　此刻，他突然有些欣慰，村民们的那句“我们战马村”，已烙在他的身上。而战马村也逐渐成为他理解中国现实的一个原点。透过这个普通的村庄，他既看见了“中国之治”，也体会到了“中国之难”。他认为，所谓“中国之治”，并不只存在于宏大的制度设计和发展成就之中，更体现在无数基层工作者如何把千头万绪的任务落实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上；而“中国之难”，恰恰也蕴藏在这些具体之中，要努力“不让一个人掉队”，就不能只依靠整齐划一的答案，而要在一件件小事中耐心辨认问题，在一次次沟通、磨合与尝试中寻找办法。

　　“中国之治”的力量与“中国之难”的细密，在战马村这样的普通村庄里彼此交织。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形势如何变化，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那段时光里发生过的事，以及所有和战马村一样普通村落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故事，都需要去记录、讲述、传播。

　　他想起了寿慧生老师为他作序里的那句话：“战马村的脱贫攻坚故事，就是这样被讲述出来，并由此获得理解的可能。中国故事也需要这样被讲述，才能让世界真正‘接住’。”

　　后记：

　　七年前，张冬冬从北京抵达晴隆；七年后，他把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字重新带回这里。一本书从村庄出发，又回到村庄，交到书中人的手中，也接受他们的阅读、补充和检验。

　　张冬冬说，他还会再回战马村。下一次，不必再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也未必需要带着一本新书。他只是回来看看这些人，听听村庄又发生了哪些看似平常、却从来都不小的事。

　　就像他说过的——他只是那片风里，恰好经过战马村的一粒尘。但尘落过的地方，总会留下痕迹。

　　作者：毛扬周 王国珍

　　来源：黔西南日报 【编辑:梁异】 新华通讯社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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