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必须有一套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指明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为推动新时代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引。

　　民族学是一门研究民族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它既要研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在其演变进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又要将民族问题置于所处的经济社会总问题中，揭示民族因素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及其引发的现实问题；既要深入阐明中华民族“既久且大”的文明根基，又要比较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一般理论，从实际出发阐明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学科，民族学致力于回应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民族问题及其治理需求。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社会经历了漫长的结构性转型。一方面，随着超地域的基督教普遍主义秩序解体，西方诸民族基于语言和文化要素形成初步的地域认同，并在主权国家确立过程中孕育出民族国家，从而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政治秩序。另一方面，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和海外殖民扩张的推进，欧洲社会对所谓“原始社会”与“土著文化”的研究需求不断增强，并将其纳入殖民统治和全球扩张的知识体系之中。在此背景下，西方逐步建构起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现代文明秩序，将以“民族”形态呈现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塑造为“文明”，而将非西方世界以“族群”形态存在的土著群体视作“野蛮”他者。这种“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建构起一种从原始社会迈向西方现代社会的普遍主义历史叙事框架，由此形成西方民族学的两种研究路径：一方面是政治学路径，即运用政治学理论范式来研究文明社会中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构问题，发展出民族主义理论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是人类学路径，即采用“整体视角”对原始族群的体质特征、亲属制度、生计方式及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图景进行系统性描绘。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民族学日渐对应于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以致民族学在一定程度上被等同于人类学。

　　西方民族学的这两种研究路径分属政治学和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不同。这两种路径自进入中国就交织在一起。一方面，面对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强调在“新民”基础上展开现代国家建设。此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着眼于建设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回应如何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另一方面，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后，中国民族学逐渐聚焦于边疆和少数族群研究，这些边疆少数族群也被称为“民族”。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族群的ethnology进入中国之初被译为“人种学”或“民种学”。1926年，蔡元培将其改译为“民族学”。从此我国学科建制上的“民族学”就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

　　然而，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在其早期主要关注“无文字”或“无历史”的“原始”族群，传入中国后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对象。我国各民族自古以来便融入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为此，我国民族学不断推动西方民族学研究的本土化，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研究路径。在开展经验观察的同时引入历史研究视角，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复杂迁徙流变状况，以及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逐步形成以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为核心的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广大民族学者响应国家号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广泛参与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基础性工作，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以“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为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历史上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在此背景下，注重微观、静态的单一民族考察的民族学研究，已难以适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要求。

　　首先，从学科定位看，我国民族学研究长期以来较多借鉴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对“民族”的理解多从“族群”层面展开，而对政治学视角下有关“国家民族”的研究关注相对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重心更多落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层面，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仍有待加强。由此，在一段时期内，民族学研究往往侧重于呈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当代生活样貌，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与共同性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对于不同民族更好融入统一国家形态的整合机制与实现路径的探讨也有待深化。

　　这种学科定位还造成“民族学”与“民族理论”或“民族问题研究”相互割裂。同样源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被视为民族学的研究内容，纳入基础教材体系之中，而关于民族独立解放、国家民族以及民族融合等论述则被划归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至于引发“民族学”要不要研究“民族理论”的问题。这种学科划分实际上基于一种假定，即惟有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和方法体系才能被认定为“学”或“学科”，而“民族理论”或“民族问题研究”则被视为政治主张、意识形态理论或政策研究，缺乏应有的学科身份和学术地位。这也引发民族学内部关于“小民族学”与“大民族学”的分歧和争论，影响到我国民族学的自主发展和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建构。

　　其次，从研究方法看，当前民族学多侧重从微观视角来研究民族文化，强调运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来辨识族群文化差异、解读族群的生活风貌。这种研究方法强调族群的文化特性，容易突出族群的差异性，忽略从国家结构、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等宏观视角把握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性，难以准确认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演变规律。这种强调差异性的民族学研究范式一旦与民族史或民族关系史研究结合起来，极易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完整历史肢解为各民族相互割裂的历史，甚至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再次，从理论范式看，我国民族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深受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影响，往往倾向于用中国案例来论证西方命题，既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又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理论建设而言，有必要进一步从中国实践与历史经验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认识，推动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西方民族学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当前，西方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族群撕裂、民族分裂和民族冲突等问题，与西方民族学长期主张的“民族自决”理论和文化多元、族群多元理论不无关系。我国民族学研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但仍有必要进一步从根本上反思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局限性，深入总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提炼中华文明中处理复杂民族关系、推进民族融合的经验和智慧。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阐释，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发掘其中关于国家民族、民族融合等论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清晰阐明在“两个结合”指导下，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如何将不同民族凝聚为统一的国家民族，是很多国家和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日趋凸显，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日趋频繁，许多国家和民族都面临“我们是谁”这个根本性的认同问题，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发展道路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新时代民族学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全面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

　　指导思想上，新时代民族学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展开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和学理转化，为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不仅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民族学学科守正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石。新时代民族学首先要对西方民族学的学科传统、理论假定、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进行“起底式反思”。在此基础上，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对我国的民族学进行“系统性重构”。要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民族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重大理论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使之成为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支撑。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为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念深化了对国家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认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揭示了超大规模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现实机制；“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提出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科学路径；等等。通过将民族学置于国家治理与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中加以重构，新时代中国民族学必将成长为一门能够解释实践进而指导实践的重要学科，更好发挥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作用。

　　学科定位上，新时代民族学必须自觉将学术研究融入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大局，真正成为为党的民族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的治国理政之学。必须打破学科边界的自我封闭，主动吸纳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推动学科优化与转型。坚持“大民族学”视野，围绕国家战略和时代课题，推动民族学在微观文化研究基础上向国家民族理论研究拓展，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基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既研究“国家民族”的构成原理，又研究构成“国家民族”的“各民族”的现实状况，从而探寻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内在规律，为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政策建议。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将研究重点从对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静态描绘，转向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态追踪，转向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命题的系统研究。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宏大事业，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深度融合，切实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民族工作的现实需求。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汲取理论观点和实践智慧，更好服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理论范式上，新时代民族学必须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经验上升为一般理论，在中西文明比较中为阐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奠定学理基础。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方法，从中华文明资源中生成概念、从中国社会现实中提炼理论，推动学科建设实现从依附到自主、从解释中国到引领世界的跨越，走出一条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路。要在知识体系上凸显文明根基，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内容作为核心线索，使基本概念、理论范式与知识框架根植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强化“以中国为本位”的学术立场。在理论表达上彰显中国特色，在阐释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国家建构等关键理论问题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干，吸纳并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大一统”、“天下观”等核心理念，推动二者的有机融通。在学术话语上持续强化自主创新，牢牢把握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在保持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同时，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