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溪：大报恩寺琉璃塔位于南京长干里，始建于明永乐十年(1412年)，清咸丰六年(1856年)毁于战火中。作为一项皇家工程，大报恩寺塔凝聚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工艺与资源，它九层八面，通体琉璃，巨构殊形，长夜永明，是明清两代南京最高的建筑，被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歌咏。永乐皇帝朱棣亲自赐额“第一塔”。

　　朱棣建塔同时寄托着回报父母恩情和祈祷国泰民安的愿景。它凝聚了儒家的忠孝之道，又融汇了释家的慈悲精神，是“儒释融合”的价值体现。这座塔将“知恩、感恩、报恩”的个人情怀，升华为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信念——在盛世之中，以一座塔来铭记家国、承载祈愿。

　　17世纪，荷兰旅行家约翰·尼霍夫(John Nieuhof)的插图使西方人第一次直观地“看到”大报恩寺塔。尔后，它作为东方象征之一，被西方建筑、艺术、文学等大量借鉴，风靡欧洲，成为“中国风”浪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大报恩寺塔的“第一”，不仅在于高度，更在于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在建筑技术、艺术和城市建设上的巅峰。

　　中新社记者：欧美人士对大报恩寺塔有过怎样的记述？它对欧美产生过哪些影响？

　　王文溪：欧美人士第一次明确提及大报恩寺塔的，是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他在1638年的《大中国志》中把这座塔与古罗马建筑相提并论，并把“琉璃”误解为“瓷器”，让大报恩寺塔以“瓷塔”(Porcelain Tower)的名字在欧洲传播开来。

　　随后，荷兰人尼霍夫在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详细描绘了塔的层数、颜色、铜铃和金顶，还绘制了插图。尽管出版商误画成十层，但这幅图像在欧洲广泛流传，直接奠定了大报恩寺塔作为“中国奇观”的地位。18世纪至19世纪，英美人士继续留下测量数据和绘画，使它的形象被不断修正。

　　这些记述还影响了欧洲的建筑和艺术。法国凡尔赛宫的特里亚农瓷宫、英国邱园的十层宝塔，几乎都能看到瓷塔的影子；瑞典的中国宫、德国皮尔尼茨宫园林也融入了相似的装饰。丹麦作家安徒生在《天国花园》中写到瓷塔，把它当作东方象征；荷兰代尔夫特的工坊甚至设计了模仿塔形的郁金香花瓶。

　　可以说，大报恩寺塔通过文字记述与图像传播，成为欧洲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它在17世纪至19世纪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建筑、艺术、文学与工艺品设计，并逐渐从具体建筑升华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欧美流行文化中看到大报恩寺塔的影子，譬如《生活大爆炸》等热播剧集里外卖盒上的宝塔图案，等等。

　　可以说，大报恩寺塔不仅是南京城南的佛教建筑，更是西方认知中的中国文化符号。

　　中新社记者：今年国庆节期间，漂泊海外110年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木制模型首次回国，并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原址展出，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文溪：这座大报恩寺琉璃塔木制模型是百年前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少年工匠们，在外国修士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是琉璃塔被毁后第一次以建筑模型的方式被复原。

　　土山湾宝塔项目是首次系统地研究、记录和复制中国宝塔的尝试。这批宝塔亮相于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并荣获最高奖誉，当时就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宝塔之美。

　　其中，大报恩寺琉璃塔模型是体型最大、颜色最为鲜艳的一座。在创作过程中，孤儿院木工部主任、德国籍修士葛承亮(Aloysius Beck)带领孩子们根据《江南报恩寺琉璃宝塔全图》还原了琉璃塔的风采。

　　博览会结束后，大报恩寺琉璃塔木制模型被美国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收藏。此次展出作为国际博物馆间通力合作的成果，不只是一次展品的回归，更像是一次被拉长了一个世纪的重逢，讲述了一个跨越国界的文明流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