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多年里，浙江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深入实施“千万工程”，扎实践行“两山”理念，绘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研讨前两日，考察团走进杭州临平塘栖，了解当地乡村如何在完善交通、整治环境后，走上致富道路。“中国有句话，‘要想富先修路’，我们也正在这样做。”肯尼亚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高级顾问爱德华·基桑加尼说。

　　他认为，中国成功地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实现本土化，对非洲极具启示意义。肯尼亚也学习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以切实方式寻求问题解决方案。例如他在浙江乡村看见“千万工程”实效，想起了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执政肯尼亚后，建立专门机构整治该国首都内罗毕的河流污染问题。

　　“同时我们开展了各种项目去提升包括农业、住房等各行业工作者的能力水平，为实现经济转型目标提供更有力的保障。”爱德华表示。

　　中肯建交已有60余年，合作历史悠久。但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书记处执行主任尼科德姆斯·博雷坦言，两国合作项目常因肯尼亚执政党变更而不稳定。他认为，政治稳定、连续对于投资者和战略合作伙伴而言十分重要，这也是为何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到中国了解党的建设经验。“只有在国家的发展规划能够延续的情况下，肯尼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浙江如何平衡共同富裕和个人富裕的关系？”“如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哪些作用？”“中国的哪些经验可供非洲借鉴，以制定具有非洲特色的发展蓝图？”……现场，考察团成员纷纷提问。

　　围绕中非未来发展方向，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认为，当下中非合作和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方面，是建立中非双方、全球南方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过去数十年，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将中国和非洲列为被批判的对象，以维护西方特权、霸权，抑制中非发展。刘鸿武指出，当今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尚未完成，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完全有可能创造人类现代化的新进程。因此建立全球南方自身的话语体系对于全球南方崛起而言至关重要。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刘鸿武表示，中非合作推动非洲的产业化已到关键时期，希望非洲国家把握住科技发展这一重要机遇。

　　“中国在过去20年的科技进步使得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中国现在正是用新清洁能源技术和数字经济，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弯道超车’。”他举例，流经南苏丹的尼罗河内拥有单条重达上百斤的鲈鱼。当地人因缺少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无法对其捕捞、加工，发展经济。目前中方帮助南苏丹首都朱巴修建小型发电站后，当地劳动者可加工鲈鱼并建立冷链系统。

　　“待尚在修建的公路开通后，南苏丹的鲈鱼制品还可卖到中国来，朱巴就可能变成像浙江一样的‘鱼米之乡’。这就是技术可能给非洲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刘鸿武说。(完)